本文以汉晋期间青兖地方势族为研究对象,以时间为线索,通过对两汉、曹魏、西晋等各个时期青究地方势族的考察分析,来探讨青兖地方势族在汉晋期间权势的形成与转移,并将这一过程纳入国家政权关系的视野下进行考察,且通过对兖州、青州相关情况的比较来深入描述这一过程。具体来讲,本文在内容上共分为以下四章。第一章对青兖二州的历史沿革及地理范围进行了梳理,指出白汉至西晋,青兖二州一直存在,尽管其内部郡县的名称及具体管辖范围有一定的调整变化,但总的来说变化并不大,这为我们研究其地域内的势族提供了基本的地域前提。第二章主要是对两汉时期青兖地方势族的探讨。本章在对两汉时期青兖地方势族进行界定和统计的基础上,就两汉时期青兖地方势族的兴家途径及分布地域进行了分析。就兴家途径而言,青兖地方势族可分为以文化兴家(又包括以经学兴家,以名士途径兴家等),以恩宠或军功兴家,以经济或宗族势力兴家等几种途径。其中,以经学兴家是青兖地方势族最为主要的兴家途径,但就青兖差别而言,青州以《尚书》,尤其是欧阳氏《尚书》兴家者居多,以鲁《诗》兴家者最少；而兖州,各经之间则比较均衡。青兖地方势族无论以何种途径兴家,都深受两汉国家政权的影响。就分布地域来看,两汉时期,不论是青州地区,还是兖州地区,其势族的主要分布地域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西汉时期青州地方势族主要分布于青州西部的济南郡、千乘郡,而到东汉时期则主要分布于青州东部的北海、乐安一带。在兖州地区,山阳郡则始终是兖州地方势族的主要分布区,而与山阳郡紧邻的陈留郡,则是充州地方势族分布变化最大的郡。这一变化的发生也是与两汉国家政权息息相关的。通过对《景君碑》中所记故吏的分析,可看出即使是青兖县域内的地方势族,也是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由此而言两汉国家政权深刻影响着青兖地方势族的兴起、发展与分布。第三章首先对东汉末年国家政权瓦解后青兖地方势族的发展动向进行了研究,东汉末年青兖地方势族分为两类：文化士大夫类家族或地方豪强类家族。汉末,前者或沉寂一时,或外出避难以求自保；后者则试图追求地方上的割据自立,但其追求割据自立的过程不断受到外来势力的挑战,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在这一过程中,与青州地方豪强相比,兖州地方豪强在兖州的势力更为强大,曾一度掌控着兖州地区的局势。本章第二节对参与曹操霸业创建过程的青兖地方势族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指出参与曹操霸业的青兖地方势族均可分为汉旧族(包括文化士大夫类、地方豪强类)与新兴势族两类,但青州地区多文化士大夫类家族,而兖州地区则多地方豪强类家族,这种差别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曹操政权选择的结果。第三节对曹魏政权正式建立后青兖地方势族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探讨。曾追随曹操创业的青兖地方势族多凭借其功勋在曹魏政权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曹魏后期又有新的青兖地方势族入仕于曹魏政权,这些新入仕的青兖地方势族的兴盛多在曹魏后期,是司马氏家族拉拢、扶持的结果。第四节进一步分析了面对司马氏的嬗代野心与极力拉拢,青兖地方势族对司马氏的态度。概括来讲,其态度可分为积极合作、消极合作、明确反对三种关系,其中积极合作是主流。第四章对西晋时期青兖地方势族展开研究,选取西晋时期的两大重要事件——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作为切入点。虽然西晋八王之乱的主战场在京洛地区,青兖地区并非八王之乱的中心地带,但是随着八王之乱的逐步升级,青兖地方势族大多主动参与到八王之乱的纷争中,以谋求家族利益。青兖地方势族与宗王结合的形式以各宗王的征辟为主,但这些势族与各宗王政权的结合并不是特别牢固,他们效力的对象并不局限于同一个宗王政权,并且其所效力的宗王政权的覆灭并不影响其家族出仕于其他宗王政权。在第二节中则对永嘉之乱前后青兖地方势族的动向进行了考察。永嘉初年,在西晋政权逐渐衰弱的背景下,青兖地方势族一度成为左右青兖地区局势的重要力量。随着西晋政权崩溃,青兖地方势族逐渐退出青兖地区,青兖地区“土著”势族的历史亦至此完结。在这一过程中,因青兖地方势族与东海王司马越、琅邪王司马睿之间关系的不同,以及青兖二州地理位置的不同等因素的影响,兖州地方势族南迁渡江的比率远远高于青州地方势族。通过对汉晋间青兖地方势族发展动向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青兖地方势族与国家政权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一方面,青兖地方势族深受到国家政权的影响,是一个不断被国家政权塑造的过程。另一方面,青兖地方势族又有自身的主动性,不断对国家政权产生影响。从比较的视角来看,两汉魏晋时期,青兖地方势族虽然大体动向上基本保持一致,但具体来看,青兖地方势族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青兖地方势族这种差异性的存在不是自然的结果,而是政权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