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文主要研究欧洲以及东亚发达国家/地区的低生育率问题，探讨其现象、成因以及政府处理措施及其成效。低生育率问题成因复杂且牵涉甚广，治理难度大，不同的国家地区有不同的成因，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成因也不同;同一种措施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效果，而同一种措施在同一个国家不同的时期效果也不一样，笔者力图在兼顾到问题方方面面，给出问题全貌的同时，将研究焦点放在问题的关键以及最新变化上来。　　欧洲的人口转变事实上始于19世纪，发生在欧洲的早期工业化国家如德国、捷克等，中断于二战以后的婴儿潮，重启于20世纪60-70年代;表现上都是TFR或者NRR的持续下降，但是内在成因已经和二战前的生育下降现象有所不同，学界也提出了第一次人口转变理论和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分别对两个时期的生育率下降现象作出解释，笔者也重点介绍了以上两种理论。女性作为承担生育使命的主体，在生育率问题研究中处于中心地位。80年代的贝克尔提出了家庭经济学，作为经典的研究理论和框架至今为各种研究所引用和参照，但是在“女性收入增加对于生育有正效应还是负效应”这个关键现实问题上单纯在理论假设前提和逻辑框架内无法找到答案;事实上要回答这个问题也必须回到现实环境中来;笔者研究要回答的关键点之一在于在现实环境下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做一些探讨。　　而低生育率问题作为一个现实问题，研究其成因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导我们有效应处理生育率问题给国家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低生育率问题作为发达国家的通病给不少国家带来了困扰，这些国家如何通过国家政策应对低生育率问题。首先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应对低生育率的措施就不同，对比各个国家的生育政策可以获得不少有用的结论，其次低生育率问题作为人口问题有其特点，就是现象的变化不容易被觉察，变化所带来的后果可能要几年十几年才会显现，人口研究要真正指导政策，就需要更好的更敏感的指标，传统的TFR作为一种对生育的测度显得太过粗糙，无法显示时期因素对于不同群体妇女的影响，无法现实生育变化的某些重要特征;同时，TFR容易在妇女推迟或者提前生育的时候夸大生育率的变化。因此笔者在对测量政策效果的指标方法方面也做了一些探讨。　　方法上，在问题的描述方面，笔者在历史的维度上，以总和生育率(TFR)为主要指标对欧洲和东亚的生育率历程作了回顾，对低生育率可能带来的后果进行了预测和分析。在低生育率的分析上，第一部分为理论分析，笔者回顾了第一次人口转变理论和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并引用了东亚相关国家地区的事实数据来支持相关理论;以此描绘出问题的全貌和历史变迁过程;然后引入家庭经济学理论作为研究的框架，提出理论中的关键问题，提出近年来研究的新发现:收入的提高对于生育率有正作用，并在下文通过乌克兰的高频生育数据进行VAR建模，支持了其最新发现。第二部分为跨国经验数据比较研究，通过对南欧、东欧和东亚国家地区的经验数据和国情对比，进一步阐明经济增长、就业、收入和生育之间的关系。　　而对在低生育率的国家应对措施的研究上，笔者首先回顾了60年代到90年代以来生育率下降问题的政策背景以及政治运作，进而阐述和总结了欧洲14个国家的家庭政策进而对其政策进行分类并研究不同分类对于生育率的影响和效果。最后介绍了对家庭政策促进生育效果测量方法和瑞典、奥地利两个国家促进生育的实践。　　结果上笔者通过经验资料和数据模型支持了最近的研究结论，也就是在经过第一次人口转变以后，在总和生育率低于2.1的低生育率阶段，女性收入的增加和生育期家庭经济环境的改善有利于生育率的回升，但是不同的国家所采取的家庭政策对于生育率的影响非常有限，现阶段的家庭政策能够缩短生育间隔但对于促进生育意愿作用不大。低生育率、第二次人口转变、家庭经济学、生育指数是本文的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