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行政诉讼法》中新增第二十五条第四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自此,我国正式确立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实践中,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以行政不作为为案由的案件占到大多数,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个问题,即行政公益诉讼中对行政不作为的认定标准不明确。虽然传统行政诉讼中关于行政不作为的作为义务范围、认定标准已经有了相对统一的认知,但是鉴于行政公益诉讼具有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目的的特殊性,行政公益诉讼不可照搬传统行政诉讼中的认定标准,需要重新制定以穷尽行政管理手段为终的认定标准。对于行政机关而言,公益诉讼要求其作为义务范围更广泛,要求其作为义务延伸至后续监督,要求其穷尽所有能做到的行政管理手段制止损害行为、挽救公共利益受损才可认定为完全作为。对于检察机关而言,要找到法律监督者和公益诉讼人两种身份之间的平衡点,既能发挥法律赋予的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又要防止法律监督过度干涉行政权的独立行使,侵犯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对于审判机关而言,除了也要像检察机关一样防止过度干涉行政权,还要在判决时明确行政机关应当履职的具体内容。因此,对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规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也要根据实践中积累的司法经验对当下的规定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