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对伯林两种自由概念的介绍和分析开始，关注到他对积极自由的警惕和对消极自由的坚决拥护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指出其中所蕴含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其自由主义思想尤其是消极自由观与多元主义的相关性，并特别注意到他的多元主义思想与相对主义之间的若即若离的关系。从对人生不完满的悲剧性认识出发，他始终对积极自由观保持着高度警惕，倡导消极自由的实现，坚决捍卫个人的权利。他对普遍原则近乎持敌视态度，欣赏文化多元主义、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运动，而背后则潜藏着其自由思想中一元与多元的内在紧张。从伯林对启蒙运动的态度、其对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区分、其思想中普遍性价值和多元选择的关系等方面来看。他的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关系实在很模糊。从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出发，伯林为了避免其悲剧性的后果主张多元主义的宽容和妥协。他坚持在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框架之内推行多元主义，结果是他的多元主义只是自由主义强势下的有限多元，或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妥协和宽容。他以多个“一”取代了一元论绝对的“一”，但一旦把他的多元主义贯彻到底，又会超出自由主义价值框架之外，从而为自由主义的敌人提供了辩护。伯林竭力要把他的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清晰的分开，结果却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 在“祛魅”后的世界，面对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和分化，价值多元和文化多元已经成为不能忽视的现实，人们的价值整全性转而为对所属的各个组织和机构的效忠所代替，如何尝试用伯林的自由主义思想资源整合社会多元化的现实从而有效的化解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冲突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现代社会告诉我们，国家或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权力和道德勇气作出道德判断并为公民提供指导，同时在不触及道德底线的前提下容忍多元价值的存在和发展。但面对多元文化和价值观，伯林有时不能作出道德批判，有时即便作出也不敢采取果敢的行动，他把他的多元主义限定在自由主义框架内具有相当的保守性。但作为一个现实性很强的思想家，他理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为了将多元社会的冲突降到最低而主张妥协和宽容，提醒我们本质的自由和责任。他一直提醒我们问题的复杂和保持开放的态度，但也使他的理论显得有点混乱和矛盾。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他的理论在现代社会凸显出强大的现实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