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翻译规范”的视角对西方主要的、有系统的翻译理论进行观察、梳理,并对现有的翻译规范系统加以审视与重构。翻译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其理论研究领域一直存在大量来源各异的观点、视角和流派。这种状况在丰富和发展了这个学科的同时,也使我们不能以一套统一的术语描述翻译现象及其规律,对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来说尤为不利。因此,翻译理论界已有对各种翻译理论与观点进行梳理与综合的不少尝试,但多受限于其理论的包容能力,并且因为未能包含对译文文本具体规范难以用于翻译教学和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本文依托现有的翻译规范理论与概念,通过理论综合,将篇章语言学中的“文本性”标准纳入重组的翻译规范系统之中,以图以一套统一的术语和框架对翻译的现象、本质和过程进行描述与解释。本文的大致结构是:首先从研究翻译学发展史上主要翻译流派的理论来源、重要概念及其在历史上的相互联系入手,以翻译规范的视角来对它们进行相互参照,寻求不同术语和主张的各种翻译理论的相通之处。通过相互参照,我们发现现有翻译规范系统长于社会文化环境对翻译活动和译者的制约,而对原文文本的描述和译文文本的制作方面则语焉不详,没有实用性较强的翻译规范种类加以描述。通过研究语言学、尤其是篇章语言学的概念和方法在翻译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本文将篇章语言学中用来描述文本属性与文本制作过程的“文本性”(由七项语篇标准组成的)概念吸收,说明其在翻译学中的意义,最后将其作为翻译的“文本规范”与“文本外规范”一起构成新的翻译规范理论系统。一个学科中如有不同的理论描述它的研究对象,那么一种理论若要胜出,必然取决于它对其它理论的包容或解释力。本文的前半部分对翻译学历史上出现的主要翻译流派进行了回顾,以它们各自的视角来看翻译。联系翻译学的最新进展,各流派的理论来源及传承、其主要思想和论点间的内在关系得以一一呈现,本文在第二章结束时得出现今翻译理论发展的六个主要趋势。其中最重要的趋势就是各种翻译理论之间不再像原来一样各守门户、互不往来,而是慢慢倾向于相互理解与包容,翻译理论间的互通与和谐成为翻译理论界共同的主张。在此背景下,本文详细阐述了翻译规范理论对于其它流派翻译理论的包容能力,证明翻译规范的概念和理论对其它流派的主要诉求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包容性。不过,对于翻译实际操作中译者如何制作文本、即译者以何种标准产出受译文环境欢迎的译本的问题,现有的翻译规范理论缺乏明确的主张。显然,翻译规范理论要更有解释性的话,必须要丰富对于这个方面的理论关照。而这一领域(描述文本的属性和制作规律)的主要学科即篇章语言学早已涉足翻译学的研究,其概念、理论和模式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常见于翻译学者的著述中。经过分析,我们认为翻译规范理论的主要构建者(图里及彻斯特曼)之所以未能将正统的语言学、篇章语言学的概念和方法引入,主要在于翻译规范理论(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图里关于规范的框架和概念)是作为与语言学流派翻译理论研究方法完全对立的描写翻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术渊源的对立使得图里及受其启发的切斯特曼对语言学或其分支中现成的概念和方法拒而远之。然而,在规范理论兴起同时,语言学本身也在发展,篇章语言学即是以描写现实篇章而非抽象语言系统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本文认为篇章语言学与翻译规范理论共同的描写研究方法,使得后者从前者的研究成果中吸取营养成为可能,而且篇章语言学的成果也已经应用在许多翻译学者的著述中。这一背景构成了本文重构现有翻译规范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本文对翻译规范理论的重新解释和构建主要基于对Beaugrande和Dressler两人的“文本性”理论的吸收。“文本性”由通过描写和验证的七项篇章标准构成,相对其它用于翻译研究的篇章语言学概念和模式,这七项篇章标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应用性方面都最为适合引进到现有翻译规范理论中去。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文本规范”这一新的翻译规范范畴,用于对译文文本的属性加以描述以及对译者的具体翻译操作提供实际指导。最后本文根据系统论中关于任何系统都可以区分为“系统内部(控制)”和“系统外部(控制)”的论述,将翻译规范划分为作为翻译系统“内部(控制)”的“文本规范”和作为翻译系统“外部(控制)”的“文本外规范”。前者是制约译文文本的规范,后者由“期待规范”和“文化及权利规范”共同构成,是翻译活动外部环境译者的制约,其内容涵盖了图里和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本文的主要目标是构建一个可应用于教学的关于翻译规范的理论框架,以期能以统一的术语来解释不同翻译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在翻译理论教学中能更加系统地介绍各种理论的观点。本文提出的这一框架引入了文本性规范这一新的翻译规范范畴,在理论上使现有的翻译规范理论更为全面。根据这一新的翻译规范分类,我们将翻译过程描述为译者在翻译外部规范即“文本外规范”的制约下,通过相关的具体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来实现文本(内)规范,由此制作出合乎译者社会文化环境需要的合格译文。与其它模式相比,本文提出的这一新的翻译规范理论框架能更为全面地描述翻译活动,因此无论对翻译理论教学还是对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来说都具有潜在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