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人们对媒体的看法仅仅停留在媒体是传播信息和向市场提供娱乐的工具,当时的学者比如Jensen等人(1979)也对媒体能够对资本市场产生影响表示怀疑。随着社会的进步、媒体的普及,人们越来越关注媒体在资本市场上发挥的作用。许多研究表明,媒体通过声誉机制发挥着积极的公司治理作用,特别是媒体的负面报道,可以打击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充分彰显“第四权利”的力量。对于媒体的正面报道,它一方面可以通过声誉约束激励公司的管理层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从而发挥积极的治理效应；另一方面,媒体的赞誉也可能使公司高管的虚荣心上升,他们为了达到市场预期有动机进行正向的盈余操纵。美国学者Malmendier等人在2009年的研究证实了媒体评选出的超级明星CEO在获得媒体的嘉奖后,其所在公司的正向盈余管理行为显著增加。在中国,对于“媒体的宠儿”,即那些正面报道较多的上市公司,媒体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对此,本文在目前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现象普遍存在的现实背景下,探讨这些在媒体赞誉光环下的宠儿在盈余管理行为上的特点。本文选取了2004年至2012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手工收集的方式获取媒体报道数据,通过对报道内容进行文本分析,划分出那些每年广受媒体赞誉的前150名公司,将其定义为“媒体的宠儿”。与此同时,本文采用修正的琼斯模型衡量盈余管理的大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计量方法检验“媒体的宠儿”在报道后三年内盈余管理行为上的特点。回归结果显示,“媒体的宠儿”与报道后第一年以及第二年的盈余管理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正面报道较多的上市公司即“媒体的宠儿”,为了保持自己一贯的良好形象以达到市场预期会进行正向的盈余操纵；这种关系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CEO权力大的上市公司更为显著；“媒体的宠儿”与报道后第三年的盈余管理关系不显著,说明媒体的报道具有时效性,只影响上市公司报道后两年的盈余管理行为。以上结论证明了媒体对上市公司具有“捧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