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已经处于“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作为产业集聚、人口集中以及现代生活方式在人口中扩展过程的有机统一,产生了大量的公共资本需求。正所谓“需求产生供给”,新型城镇化进程产生的对大量公共资本的需求,必然形成对公共资本供给的强大拉动作用。本文正是要采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深入系统地研究新型城镇化对公共资本供给的影响,重点是解释如下问题:这种影响机理是什么?影响程度又如何?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合理地供给公共资本?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顺利进展和公共资本供给水平的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规范分析与实证相结合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法等研究方法,在综述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明确界定核心概念,然后着重揭示新型城镇化拉动公共资本供给的内在机理,并运用中国2000-2016年的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围绕这个中心,全文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结论如下:(一)核心概念界定。新型城镇化是指以人为核心,涵盖经济发展、人口发展、社会发展、绿色发展四个方面的综合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的修正与优化,重点体现以人为核心,更加注重质量和内涵发展。公共资本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支出投资于基础设施领域所形成的资本。公共资本供给是指以政府为供给主体,以财政支出为供给途径的公共产品形成过程,即公共资本的供给最终形成了公共产品。(二)内在机理揭示。本文运用经典的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托达罗模型等城镇化理论,运用经典的外部规模经济、要素禀赋等产业集聚理论,运用经典的“推-拉”理论、舒尔茨的成本-收益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等农民市民化理论,运用经典的公共资本及其供给的理论,深入揭示了新型城镇化拉动公共资本供给的内在机理,这可以归纳为:(1)新型城镇化作为产业集聚的过程将倒逼政府增加公共资本供给;(2)新型城镇化作为人口集中和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将倒逼政府增加公共资本供给。(三)实证检验。这部分首先对中国2000-2016年城镇化发展现状、公共资本供给现状进行了梳理,并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其进行科学描述,这构成了文章的研究基础,在此基础上,采用耦合度函数、耦合协调度模型、面板回归模型、门槛面板模型、空间杜宾模型、VAR模型等计量模型对新型城镇化通过产业集聚拉动经济性公共资本供给、通过人口集中和农民市民化拉动社会性公共资本供给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结论是:(1)我国大部分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与产业集聚水平是协调的,部分地区有超前或滞后的数据表象;产业集聚水平在新型城镇化对公共资本供给的影响中存在门槛效应,在不同产业集聚水平下新型城镇化对公共资本的供给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产业集聚水平对公共资本供给及交通类、环保类、通讯类经济性公共资本供给均是正向影响关系,对能源类公共资本呈现负向影响关系,东部地区的结果较中西部结果更加显著。(2)新型城镇化发展会带动外出务工农民的收入;新型城镇化及农民市民化程度增加了社会性公共资本的供给,地方财政支配能力、汲取能力均促进了社会性公共资本的供给。(3)新型城镇化与公共资本供给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四)相应的对策建议。针对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就如何更好地实现新型城镇化对公共资本供给的拉动作用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议有:(1)通过优化户籍制度,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机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来共同促进进城务工农民市民化;(2)按照产业集聚需求进行经济性公共产品布局,按照居民生活水平提升的需求进行社会性公共产品布局,共同拉动公共资本的合理供给。本文的创新之处是:(1)从“需求产生供给”的视角,探讨新型城镇化“倒逼”、拉动公共资本供给问题,这在现有研究中是独特的、新颖的。(2)基于经典的城镇化理论、产业集聚理论和公共资本供给相关理论,深入揭示了新型城镇化拉动公共资本供给的内在机理,这在现有研究中也是少见的。(3)在实证研究中,通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利用改进熵值法客观测度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状况,公共资本供给现状,同时运用我国的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 2000-2016年产业集聚水平及农民市民化在新型城镇化拉动公共资本供给过程中的门槛效应,深入剖析新型城镇化对中国公共资本供给的拉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