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治理成效显著,但治理形势依然严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法条作了重要修正,在对定罪量刑标准作出修改的同时,新增了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款的特别从宽处罚条款,继续沿用并调整了1997年《刑法》从宽处罚情节的范围。既强调严惩贪污受贿犯罪,也适当予以从宽处罚,真正严密了刑事法网,为合理有效教育和惩治贪污受贿犯罪人提供刑法依据。在贪污受贿犯罪中规定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的特别情节,对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积极意义,能够使量刑趋于科学性和合理性,发挥该情节对减少死刑适用的作用,同时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然而,此款规定在实现酌定情节法定化、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新思路的同时,产生了理解上的争议和适用上的困惑。例如,该条款与《刑法》第六十七条中自首、坦白规定的协调性问题,以及与分则中其他罪名之间的均衡性问题;该条款在适用时较为随意而无标准,采取不同立场会对从宽幅度产生较大影响,容易产生“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在高压反腐的背景下,正确理解和适用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事关贪污受贿犯罪被告人从宽处罚刑事正义的科学实现,同时也关系到司法效率的提高和审判质量的提升。笔者认为,对于该条款的定位应采取措施说,特别从宽处罚情节的设立与《刑法》总则中自首、坦白规定没有不协调,但是与分则中其他罪名之间存在不均衡,所以建议司法实务界对作出“可以免除处罚”的判决应从严掌握。实践过程中应当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发生”这四个从宽处罚条件,以上条件需要同时具备才可以适用该条款。当贪污受贿犯罪的被告人既可以适用特别从宽处罚条款,又可以适用自首、坦白规定,且从宽幅度不一致时,应遵循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并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来规范其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