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对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财权逐渐向中央集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基础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逐渐加大。县级作为中国行政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担着本级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责任,同时也承担部分支援农村的支出责任。财权与事权的背离加剧了县级政府的财政负担,造成县级财力匮乏,基础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局面。在“新常态”时期需求减弱与结构调整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投资率回落与经济增速的降低进一步加重了县级政府的财政负担,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财政投入。一方面,我国县级层面的公共服务水平还相对较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促使社会福利改善的要求十分紧迫;另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仍然是县级政府的核心任务,如何推动县域经济增长也是缓解本级财政负担进而提高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因此,厘清县级财政负担与公共服务、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县级政府提高财政调控能力,制定兼顾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财政政策措施,实现经济社会的长治久安。本文基于传统的政治经济理论模型,考虑到公共服务变量所具有的生产和消费两种特性同时会对企业部门的产出和代表性家庭的效用产生影响,从而将其引入企业的生产函数和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之中。此外,通过在政府部门中加入财政负担方程,设置财政负担水平影响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机制,构建了包括财政负担、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拟结果表明在财政负担较小或适度时,财政支出不仅通过对消费和投资产生挤入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显著促进了公共服务水平的改善。反之,过高的财政负担使得财政支出对于公共服务的边际贡献逐渐降低,且财政负担上升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持续累积,甚至会降低经济产出水平。进一步地,基于全国1966个县级层面的数据构建了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将财政负担、公共服务和经济增长变量作为内生变量,并在公共服务和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财政负担的二次项,系统性分析财政负担对公共服务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考虑到公共服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可以分解出“财政负担-→公共服务→经济增长”和“财政负担.→经济增长-→公共服务”两个间接影响途径。实证结果显示,随着财政负担的加大,县级财政负担对经济增长、公共服务的影响由正向的促进作用转变为负向的抑制作用,同时结果显示,财政负担的间接效应与总效应方向一致。最后,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估计的稳健性和实证结果的可信度,本文将基础公共服务划分为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三类,对面板联立方程中原有的公共服务变量进行替换,深入挖掘了县级财政负担与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的关系。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类别的公共服务模型中,财政负担对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三类公共服务与总公共服务的传导方向一致。其中,较小或适度的财政负担将会促进不同类别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反之,过大的财政负担将会起到抑制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如下:(1)考虑到居民公共服务偏好地区之间具有异质性,以及县级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故本文基于2002-2013年全国1966个县的面板数据来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将更为精准。(2)本文首次采用了联立面板模型,将财政负担、公共服务和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模型框架之中,即排除了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内生性的干扰。(3)本文在实证模型的基础上,利用联立面板模型的特点,首次尝试分解出财政负担对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影响的间接途径。综上所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县级财政负担对提高经济和公共服务水平都具有关键性作用,只有适度范围内的财政负担,才能够充分发挥对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的贡献,即我国县级政府在制定财政预算时需要充分考虑财政负担对经济政策效果的影响,确定合理的财政负担水平。这一方面可以从现有的财政分配制度入手,尽快明确各级政府财政职能,划清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另一方面可以考虑重新安排中央与地方,以及省以下税种的分配问题,确保县级财政收入来源。此外,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向财政负担大的县市适度倾斜,破解财政支出扩大与财政负担上升的累积循环,形成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促进效应,增强经济增长与福利增进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