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基于粗放型的增长模式,这直接导致能源要素消耗长期居高不下,环境承载能力持续降低,污染治理成本不断攀升,上述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潜力。既要确保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增长,又要时刻警惕由能源消费上涨而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如何通过环境规制政策在解决污染问题的同时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诸多难题。究其根本,经济发展对能源要素的依赖存在刚性需求,寄希望于通过提高能源技术进步,改善能源效率,从而引导能源消费总量下降以此减轻环境负担,短期内或许有效,但长期来看难以达成。为了探求这一严峻事实的解决之道,不少学者将研究目光投向能源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并以此分析如何通过能源技术进步减少能源要素使用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必须注意的是,中国的能源结构始终呈现传统能源（煤炭、原油和天然气）比例较高的特征化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若仅仅关注能源技术进步的大小,而忽视能源技术进步的偏向,且因市场本身的作用,能源技术进步很有可能遭遇“技术锁定效应”或“路径依赖”特征的影响,迫使能源技术主要朝传统能源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了能源技术进步的传统偏向。虽然这种偏向特征下的能源技术进步同样能够提高中国的能源效率,但是在能源回弹效应的作用下,传统能源的消费可能会随之上涨。进一步来说,传统能源消费的增加势必会产生持续不断的污染问题,这便形成了中国式的“杰文斯悖论”困局,即难以通过能源技术进步破除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两难困境。同时,这一现象可能也是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研发投入,而环境污染问题依旧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的重要解释之一。显然,若要更为有效地缓解中国所面临的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相矛盾的局面,需要加大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投入及扶持力度,同时结合相关环境规制政策,使其发展速度超过传统能源技术,从而引导中国的能源技术进步在多数时候表现出清洁偏向,以此达成清洁能源对传统能源的全面替代,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发展。为了分析并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上述现实问题,本文拟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技术进步偏向理论为基础,采用“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和计量实证检验”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尽可能系统地探讨异质性环境规制政策（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对能源技术进步偏向产生的影响,以及能源技术进步偏向对环境质量的持续性作用。主要研究结论可以总结如下:其一,能源技术进步偏向对污染排放的作用为负,这显示出能源技术进步朝清洁方向发展时的确能够起到减少污染排放、改善环境质量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能源效率对环境质量的作用方向并不确定。该实证结果表明,通过能源技术进步改善环境质量的先决条件应该是转变能源技术进步的偏向,而非单纯提高其大小。此外,能源技术进步偏向对环境质量的净化作用会因为污染物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地差异。其中,能源技术进步偏向对固体污染物的净化效果最强,液体污染物次之,而对二氧化硫这种气体污染物的净化作用相对较弱,这显示出能源技术进步偏向的减排路径存在明显区别,并且在清洁能源技术内部也可能存在非均衡的发展趋势。其二,虽然近年来地区间污染物空间上的泄漏效应正在逐渐增强,但是能源技术进步偏向对这些污染物的净化作用仅体现在本地,对邻地污染物的影响则十分有限,地区间污染物的协调处理和能源技术合作有待进一步提高。必须注意的是,能源技术进步偏向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还能够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即能源技术进步偏向的增长效应可以是积极的。但是该作用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表现出先抑后扬的“U型”曲线特征,这提示我们,现阶段在传统能源技术占优的情况下,着力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可能会抑制总产出增长,“两山理论”的实现或许会经历短期经济下滑的阵痛。其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可以通过转变能源技术进步偏向来改善环境质量。但必须注意的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影响能源技术进步偏向的政策效应同样表现出先抑后扬的“U型”曲线特征,即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的作用下,能源技术进步首先表现出传统偏向,但是随着规制强度的提高,能源技术进步的清洁偏向将逐渐得到加强。与全国层面相反,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效应表现出先扬后抑的“倒U型”关系。此外,地区能源要素的丰裕程度并不会改变“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转变能源技术进步偏向的作用方向,而是会影响其作用大小。最后,该政策效应还存在时间上的延迟,即过往的环境规制政策对能源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比当期环境规制政策来的更为突出。其四,“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虽然减少了二氧化硫这种气体污染物的排放,但是却未能实现使能源技术进步朝清洁方向转变的目标,其政策效应使得能源技术进步偏向朝传统方向发展。同时,该政策效应还存在显著地“滞后性”和“波动性”特征,滞后性是指“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对能源技术偏向的转变作用并非在当期起效,而是存在时间上的延迟,波动性则显示出该项政策存在被其它环境政策冲击从而暂时失效的可能。最后,即便采用“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交易”相结合的政策组合方式,短期内依旧无法促使能源技术进步表现出清洁偏向。上述实证结果显示若要通过市场化政策改变能源技术进步偏向,并以此改善环境质量,完善该类型市场的交易机制、提高企业参与度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