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律”美学理论和观念的发展,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与希腊和罗马史诗,存在着一定关联性,但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它主要还是一种与舞台相联系的戏剧理论。在经过了古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的戏剧发展后,到了法国的古典主义时期,这种戏剧理论开始上升为社会“主导性”的戏剧美学原则。也正是由此,形而上的“三一律”理论开始对戏剧艺术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前后的时间,差不多有两百年。由于“三一律”强调戏剧的“严格规范化”,因此在后世的艺术实践中也多遭批评。以至于在不断批评中,人们似乎只保留下“三一律”理论是阻碍戏剧发展的印象。几乎很少有人去注意,在曾经的历史空间中,“三一律”实际上是来自于戏剧实践的一种美学原则,同时也曾经是一种推动了戏剧艺术进步的理论力量。“三一律”自萌芽至传播于17世纪的法国,其间社会历史变迁极大。“三一律”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具体语境,所要应对的挑战也是大有不同。在整个的欧洲历史过程中,“三一律”现象的衍变,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因此,不分彼此地对其进行笼统批判或否定,显然是不合适的。作为一种理论现象,从萌芽到发生,从发生到成长,都会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三一律”也是如此。仅就欧洲的情况看,“三一律”从萌生到概念的成形,实际上走过了两个时间阶段;前一个,是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在此一段,“三一律”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处于朦胧不清的状态;后一个,是从“三一律”在法国的古典主义复兴,到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对其进行的19世纪历史批判。作为滥觞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的一种戏剧理论,戏剧实践的“三一律”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和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时期,得到了普遍认可。当时的剧作家和理论家们,纷纷以是否遵从时间、地点和情节(行动)的整一律,作为衡量评判戏剧成功与否的标准。倘若只是在古典戏剧那里碰到“三一律”,似乎还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意外”。但是当人们在现代戏剧中也频频与“三一律叙事”相遇,问题就很值得深刻反思了。而与此同时,在“三一律”的数百年演变中,其美学价值也通常会被简单地淹没在“有用”二字之中。碍于欧洲浪漫主义之后对“三一律”的不断批判,使得人们更难去探究“三一律”理论的丰富性所在。特别是在影视剧传播铺天盖地的今天,人们似乎也早就不再对“三一律”问题感兴趣了。检索国内对“三一律”的研究,不仅近年来的与论者寥寥,感兴趣的人也只很少几个。“老物件”陈旧了,看上去再也不那么高大上了。人们离它走远,似乎也没什么不应该。然而人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作为美学思潮现象,“三一律”多遭批判贬责?而作为戏剧或艺术叙事方式,它又有着始终不竭的实践力量?特别是,我们还应该把视野从古典主义“三一律”的古老问题上“拉开”,从广义戏剧的角度(即从现代戏剧、电影和电视剧的“新戏剧”形式角度),尤其是在传统戏剧影响力消退而影视剧蔚为大观,成为人们消费的社会主流文化产品的今天,将“三一律”结合到当今的社会传播特点,对“三一律”现象进行“重审”。这样,我们很可能看到的是一个仍然“鲜活”的有可能得到更为广阔的开拓与应用的理论。“三一律”所规定的究其根底,无外乎是一个关于文学叙事的规则。而故事是所有叙事艺术的主体和基本构件。若将故事展开来看,在叙事节奏的转换和故事情节的推动中,“三一律”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因为,所有的故事都是时间故事,时间是故事唯一的主轴。而“三一律”既是文学时间的基本单位也是故事的时间轴。不同时期的“三一律”代表着不同的叙事观和时间-空间观,从古希腊时期对情节的强调,到文艺复兴时期重视人物,此时,“三一律”都主要是因应舞台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戏剧观念。而在法国古典主义时期,这种戏剧观念开始取得了指导性地位,对戏剧艺术创作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观念与技术的相互巩固。这一趋势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唯物史观的揭示。人们对“三一律”的怀疑象征着人性在艺术中的觉醒。而且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戏剧艺术的实践性理论,“三一律”在今天的戏剧和影视或其他叙事艺术中,依然具有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