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更加注重内涵的发展,致力于让居民收入的增长跑平甚至跑赢GDP的增长,提高工资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作为第四次技术革命的产物,人工智能正重塑社会生产方式与组织形式,其引发的新技术革命浪潮使得我国收入分配格局日新月异。一方面,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应用会产生就业创造效应,提高劳动收入报酬;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逐步被机器化生产取代,导致了社会上充斥着“机器替代人”的恐慌情绪,产生了就业挤出效应。因此,关于人工智能提升还是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若人工智能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则如何保护劳动者权益、构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成为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选取了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份（不包括西藏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在厘清人工智能对于我国地区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揭示了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在人工智能与地区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实证分析了人工智能对于地区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体检验了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所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最低工资规制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人工智能显著的降低了我国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当人工智能的应用水平每提升1%,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将显著下降1-2个百分点;第二,人工智能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人工智能推动了技术创新并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也即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在其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而最低工资规制弱化了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第三,异质性回归结果表明:分地区来看,人工智能的应用均对我国各经济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负向影响;分技术密集度来看,无论是低技术密集度地区或是高技术密集度地区,人工智能的应用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降低了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分时间段来看,2013年之前人工智能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冲击并不显著,2013年后这种负向冲击逐渐明朗。因此,在随着智能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政府一方面需要给予政策扶持,为人工智能的应用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发挥其对于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着手提升劳动者技能,增加低技能劳动力群体工资收入,逐步实现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