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歌川生于二十世纪初而成熟于动荡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深受中西文化双重影响。“五四”时期留学日本,归国后以散文文体创作成名于上海,成就了20世纪中国文学既具普遍性而又十分独特的文学样本。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钱歌川始终是一个被时代忽略的文学存在。纵观钱歌川一生,北平(非附“流寓”意义的场域)、上海、中国西南、中国台湾、新加坡、美国构成了他的足迹“版图”。散文创作中,他预设主体话语模式,如现代人话语(以现代人身份与“乡土中国”对话)、乡下人话语(一种乡土中国模式的话语回归)、“纯真”自我话语、游子话语等话语模式,形成了主体与文化相互关照的“对话模式”。钱歌川赋予每一个流寓地以文化象征意义,并在这种文化意义的感知过程中构建自己的文化想象。而这实际上也是钱氏自我追寻(确定)的实践。文化、自我与乌托邦在他的文化追寻中同属一质。他一生漂泊,“局外人”的身份意识延贯其整个散文创作生涯(作家似乎想以身份外化的方式消解漂泊的零落感)。他以一种是似而非的“自我”嵌入文学边缘。无论流寓至何方,他始终与周遭格格不入,以设定文化身份的方式将个我从现实中择开,最终却陷入身份含混而不自知。想象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有且唯一能突破困境的方案,但由于思维的局限,使得“想象”与“现实”始终互为镜像却绝无重合。北平唤醒了尘封在钱歌川灵魂中的文化记忆创伤,创口结了疤却留下了一生的疼痛,所以,即使他并没有常驻北平,这座城还是成为开启了他一生文学创作的钥匙。此后关于历史的记忆都随着时间刻进他的每一段流寓经历。文化身份是戒不掉的“瘾”,这看似轻佻而不严肃,但实际上成为钱歌川终其一生突围(追寻自我)的法宝。“局外人”的身份每每置换一次,他就靠近目标一点(这应该属于钱歌川的内心独白)。寓居上海,他以“城市人”视角窥探“中国乡土”,这成为他散文创作的起点;同时他又将自己置于“乡下人”的境地,拈起“现代性”就是一通牢骚。两种极端对立的文化身份看似毫无牵连,却在钱歌川身上集中成为一种不自知的身份含混,这源自历史记忆创伤的惯性误导。历经战争,流寓西南的钱歌川屏蔽了主流文学全国性的影响,转至“落寞”场域追寻“纯真”文学与表现自我话语。台湾之行本是承载了历史遗留的“济世”情怀,然而,出发时的兴致冲冲却被职场黑暗浇了一个“透心凉”。创作成为“不屑一顾”的表达方式,他将自我放逐于山水之间。流寓异乡的游子在这台岛不得志,乡愁成为慰藉心灵的一剂良药。值得一提的是,当作家离开台湾,这座岛屿最终被升华成了“故国”的身份代言。钱歌川终其一生构建文化想象,在他眼里,新加坡完全是一个文化“荒蛮之地”,方寸之地属于东方文化圈,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新加坡的生活时刻激发他的漂泊感,一种愤懑油然而生。流寓美国后,他在“异托邦”想象中复归了“文化中国”,结束了这场关于文化的追寻之旅。但这并不是终结,而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学梦断。本文将钱歌川的流寓体验为研究切入点,以北平、上海、中国西南、中国台湾、新加坡、美国等流寓地作为文学考察场域,关照作家的个体生命体验(心理),并试图以此为契机构建“流寓体验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课题。故而,本文论题是在“流寓书写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课题关照下的一个子课题。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阐释钱歌川的文体选择及其流寓体验书写的身份与话语构建模式;第二章以“现代性”为线索,论述作家体察北平与上海为代表的“传统”与“现代”文化时的历史创伤对位问题;第三章关注作家的西南流寓体验,在抗战文学洪流中作家以“自我”为阵地坚守“纯真”的叛逆;第四章落脚于钱歌川的台湾流寓体验,作家寓居台岛,心绪变迁,但他自有放逐之法;第五章主要阐述钱歌川的异邦流寓,文化(自我)追寻的脚步一路未停,却也“到此为止”了。钱歌川的文化身份焦虑虽在流寓海外时终得解开,但实际上这并非最全之策,他的“文化中国”复归仅是一种无力突围的思想妥协。虽则钱歌川时常被文学史忽略,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或者现象“打捞”的重要一站,对其散文创作思想的研究,既能延伸“海派作家在海外的文学创作研究”课题,又能丰富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文学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