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印度国族构建过程中的认同困境为视角，运用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借鉴族群认同理论、社会冲突理论及当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从纵横两个维度对印穆教派冲突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了历史描述和原因分析。　　 从纵向的历史过程来看，虽然穆斯林的侵入引发了两派之间的宗教冲突，但总的来说，由于穆斯林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没有采取过分激烈的宗教同化政策，以及两大族群在长期的共处当中产生了血统和文化上一定程度的融合，使两派在相对和平的状态下度过了数百年漫长的岁月。同时，由于古代印度人淡漠的国家意识，使其利益与认同一直局限于狭小的王国之内，宗教差别并没有促生建基于宗教认同之上的泾渭分明、势不两立的政治力量，因此王国之间的战争一直是古代印度主要的冲突形式，宗教冲突虽然时有发生，但强度和烈度并不是很高。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使两大族群的精英意识到了共同利益之所在，逐渐产生了国族意识并对之加以了有意的培育，但在英国殖民者将代议制引入印度并确立教派分区选举制和按教派分配政治代表名额之后，印穆裂痕陡然增大，族群认同显著加强，利益的分殊被赋予了法律意义，教派冲突因此骤起并呈愈演愈烈之势，国族构建走向歧路。穆盟领导人提出了建基于文化差异上的“两个民族”论，试图以此为本族群争得更多的利益；国大党虽然坚持以“多样性统一”为原则的“印度民族”论，但却没有在消除文化隔阂，构建超越族群差别的公共文化方面与穆盟进行任何协商，始终在现实利益的层面进行政治平衡，并做出了留有巨大隐患的投机性妥协。文化的阵地被出让给印度教教派主义者，他们试图以印度教传统文化为基础，消除印穆之间的文化差异，同化或贬抑穆斯林，构建一个纯化的印度教国族。印穆关系在这种状况下迅速恶化，最终导致了印巴分治的恶果。印度独立后，国大党政府确立了世俗主义的立国原则，但在国族构建方面出现了严重失误，错误地以为经济的发展可以自然而然地解决国族认同的问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文化重构和思想改造运动，致使族群认同始终居于认同的主导地位。同时，制度和法律建设也不够完善，为教派组织的活动留下了过于宽广的空间，使其在民主制宽松的政治环境中逐渐坐大，最终形成了世俗主义与教派主义并立争雄的局面。在政治经济形势恶化，社会矛盾凸显的时期，教派组织和政党乘机利用宗教和文化问题进行政治鼓动，玩弄教派政治，煽动教派情绪，并成功取得了政权，迫使世俗主义政党为了保持和取得政权也不得不迎合民众的教派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后，为浓重的教派主义气氛所包围，教派冲突持续不断，呈逐渐高昂的态势。　　 从横向的原因分析来看，印穆教派冲突的发生除了上述显性的政治原因外，还有一些深层的潜在因素需要加以讨论。首先是印度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和印度文化的宗教性。前者使印度人倾向于群体认同，后者使印度人执着于宗教认同。如果没有一个深入到社会基层的变革运动，来瓦解群体的封闭性和僵化性，如果不构建一种超越宗教差别的新的公共文化，这两个潜在的因素就会始终处于活化的状态，社会就会始终为认同问题所困扰，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其次，发育不良的议会民主制、经济贫困和政治腐败，是引发教派冲突的潜在的政治经济因素。议会民主制的采用使政治高度社会化，增加了印度社会的不稳定性。它的良性运转需要这种制度所负载的民主、平等、自由、科学、理性等现代价值观在市民社会的内化。印度国大党政府对于民众精神整合的忽略，使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少数精英和利益群体操弄政治的工具。他们利用这一工具煽动民众非理性的宗教情绪，为自己特殊的政治目的服务，这是教派冲突频发的重要原因。建国后，印度经济时好时坏，但总体上在向前发展。然而，经济发展的成果主要被上层富有阶级所攫取，贫富分化严重，社会上存在大量贫困和失业人口。他们构成了教派组织最底层的社会基础，极易受到教派分子的蛊惑，把自己对现实的不满转移到其他群体身上，是教派冲突中的生力军。腐败对印度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诸方面都产生了不良影响。从教派冲突的角度讲，其最大的影响在于它毒化了选票政治，特别是腐蚀了执政的国大党。国大党议员接受黑钱购买选票，在当选后又用手中的权力回报贿赂者，使它逐渐丧失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客观上动摇了印度的世俗主义基础，是印度教教派主义势力在80年代后飙升的原因之一。第三，印度穆斯林的困境也是印穆教派冲突产生的重要原因。穆斯林人口的迅速增长，引起了印度教徒的恐慌，成为了印度教教派分子进行教派鼓动的主要口实之一，而穆斯林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滞后，则使穆斯林一直怀有一种不安全感，引起了他们的认同危机，是穆斯林青年积极参加教派冲突的缘由。印穆之间的经济竞争是教派冲突的另一重要因素。在竞争中，印度教徒商人常常挑起冲突，借机排挤穆斯林竞争者，毁坏穆斯林财产，许多冲突都起因于此。第四，20世纪80年代后教派主义飙升，教派冲突频仍，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息息相关。一是国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使印度周边的穆斯林国家宗教热情空前高涨，恐怖主义活动显著增加，刺激了印度国内的穆斯林教派主义者，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分离主义势力活动频繁。这使印度教徒，特别是印度教教派主义者感到了极大的威胁，加深了他们对穆斯林忠诚的怀疑并促使他们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加强内部的凝聚力，防范和排挤穆斯林。二是冷战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各主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内部整合和国际定位的双重危机，产生了借助于传统文化进行意识形态整合的客观需要。在印度，印度教教派主义者试图用印度教传统文化纯化国族构成，建立“大印度教国家”，穆斯林作为一种结构上的不纯，自然成为必须清除和打击的对象。　　 印穆教派冲突在上述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持续不断地发生，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成为了印度社会难以克服的一大痼疾。印穆两大族群的关系也由此变得至为敏感，任何微小的事件都有可能酿成大规模的冲突。这种状况对印度国族认同的构建、国家的领土完整、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关系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