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是一个创作生命力十分顽强的作家，他的创作历经当代文学史三大时期。而且，在每个时期他都是时代流行话语的积极参与者，他的创作在每个时期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可以说，他的创作演变是当代文学创作路途的一个缩影，对浩然创作道路的研究可以增加我们对当代文学的理解和把握。 同时，由于浩然创作与时代生活、政治话语的复杂关系，他以文学介入现实的独特方式，以及他的文学文本的叙述及形态特征，使他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围绕这样一个焦点，各种文学话语以及政治、社会话语相互冲撞、交织、聚合，形成一个紧张的话语场。对这个话语场的研究，既是对浩然文学话语的清理，同时也是对浩然文学创作发生语境的还原与再现。借助这一研究，个体创作者与语境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当代文学独特的生产机制等，部分地得以重现。因此，这一选题既是对浩然创作的个案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从一个侧面展开的当代文学史、文化史的研究。 本文主体内容分四章，加上绪论和结语共六个部分。 绪论部分。本文首先回顾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史教材中对浩然评述的演变，以及报刊文章上关于浩然问题的激烈争论，初步再现了浩然话语场的紧张局面。从中总结了几个代表性的问题：浩然的文人人格问题；浩然作品的真实性问题；浩然文学道路的评价问题。针对这些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主张从下述几个角度深入分析：在批评的依据上，对浩然的文学批评还能不能要政治标准?在作品的内容上，浩然鼓吹合作化运动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到底对与错?在文学道路上，浩然为政治服务的文学道路走对了还是相反?对浩然话语场中核心问题的定位，目的是使围绕浩然的争论明晰化，同时把浩然研究和文学史研究，以及文学理论研究联系起来。 第一章分析浩然初期的创作及其文化语境。本章首先回顾了浩然从农民到革命者再到职业作家的过程，对这个过程的分析表明，浩然是以一个革命者的文化身份走入文学的。近而，本章总结了他步入文学的三大特殊性：理想主义的认知个性；颠沛流离的童年经历，从政治看文学的价值观念。以《喜鹊登枝》为代表的初期短篇小说创作，基本上是以歌颂新人物、宣扬新精神为主要内容，具有轻喜剧的色彩。加之，其创作大都是出自生活中的原始感受，使其作品具有浓重的“泥土味和露水气”。“新人”主题与浓郁的“泥土味”，既吻合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观念，。同时也满足了批评家对文学性的期待。浩然一进入文坛，即获得了批评界的热烈欢迎。从他身上，批评者似乎看到了期待已久的希望——工农兵不但是叙述的对象，不但是读者，而且也有了自己的作者。对他的热烈期待，以及帮助他迅速成长的美好愿望，使浩然成为各种不同话语的聚焦点。 第二章分析浩然巅峰期的创作及其政治语境(文革前的阶段)。“新人新事”以及“泥土味和露水气”为浩然赢得了一时的英名，但形势的发展使人们对他有了更高的期许，而他本人也对不停的自我重复感到不满。他需要提升自己，他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更新认知角度，而阶级斗争理论的出现与强化使浩然如获至宝。在阶级斗争理念的指导下，浩然创作了其代表作之一《艳阳天》。与初期创作相比较，《艳阳天》的文本因素，诸如主人公的身份、正面人物的精神特征、叙事空间、叙述语气和风格等都发生重大变化。浩然创作的新变化应合了当时政治对文艺的要求，因而产生了很大的文学反响。 第三章分析浩然巅峰期的创作及其政治语境(文革阶段)。本章首先回顾了文革文学理论的形成以及浩然的接受态度。尽管浩然对文革文学表现出积极的应合姿态，但他创作的《金光大道》，却并非如想象的那样，是纯粹的阶级斗争话语的概念演绎。通过比较浩然的两大代表文本《艳阳天》与《金光大道》，惊奇地发现了二者在文本主体特征上的相似之处。因此，本文倾向于依据小说文本的形态，把《金光大道》判定为文革前的阶级斗争文学。而《西沙儿女》和《百花川》才是浩然文革文学的典型文本。其特征是：文学方式与政治内容的双重样板化。表现在叙述语言和叙述方式的规范化，具体分为情节模式化、人物定型化、语言的政论化和激情化、细节形象的影射性等几个方面。当浩然的创作全面开花的同时，政治霸权话语以及政治话语控制下的舆论界、出版界、评论界等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步骤统一地支持浩然、扩充浩然的文学影响，抬高浩然的文化地位和政治地位。使浩然在文革后期盛极一时，成为“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时期的唯一作家。 第四章分析浩然转折期的创作及政治语境。新时期以来，由于政治语境的重大变化，浩然的文学语境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在这种形势下，浩然被迫重新思考文学和社会，迈入了创作道路上的转折期。在转折期的作品《山水情》、《老人和树》、《浮云》中，浩然诚心诚意地改正了以前创作上的重大错误，在创作风貌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浩然并没有全盘推翻过去的思维方式，在改变自己的同时，还保留了原来的很多东西：对合作化运动的正面叙事态度，对合作化干部的英雄崇拜，对地主富农的阶级观念等。《苍生》是其中代表。对《苍生》的文本分析表明，浩然仍然在坚持他原来看世界的立场。他关注土改翻身户的命运，提倡合作经营、集体致富等。他的创作和言论引发的争论，形成了开放的浩然话语场。这个话语场是新时期各种文学观念的集中展览，各种观念围绕浩然的论争，对文学理论的提升有重大意义。 结语部分。本文得出两点结论：浩然是自我形成的，更是被规范而成的。逐渐被规范的浩然，文学形态上同现实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变动不具的浩然有其不变的一面，被政治规定的浩然有自己的生命核心。农村生活、合作化时期的革命生涯和记者生涯是他文学创作的精神聚焦点。这个聚焦点是他的主要作品反复挖掘的素材发源地。因而，有鉴于政治对浩然创作道路的重大影响，应该继续思考政治与文艺的复杂关系。在政治的强烈影响下，文学特别要思考自己对政治的态度，思考时代流行思潮中文学的参与方式。浩然的教训不只是因为他服务了错误的政治，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不能坚持自己的生命体验，而跟着社会思潮随波逐流。本文认为，无论在什么语境下，作家都要坚守自己的生命根据地和精神聚焦点。文学创作要从切实的生命感受出发，而不是从时代流行话语出发；生命中积淀的感受是创作之母，她自然孕育文学作品，不能被简单的视为素材任受流行主题的改造和加工。 本文尝试使用了福柯的谱系学方法，即“以一种局部的微小话语分析反抗科学整体性的、知识等级性的知识”，“使受压制的话语得以释放出来”。而且，认同他的“权力来自下面”的话语观点。试图通过对浩然的朋友、同事、个人生活，特别是读者、批评者的分析，来追溯“‘非文学话语’是怎样通过一系列的运作过程进入到文学领域去的”。<①>但是，本文不想陷入某一种西方理论之中，总体上还是运用了传统的文本分析和史料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论述浩然文学的阶段性存在方式和背景的关系。在对不同时代语境的还原中，主要用史料分析的方法。然后，通过不同阶段的文本分析，同语境进行比较和相互验证，既发现了它们协调一致的方面，也尊重其具体的不对应现象，并细究其原因。最终目的是探究文学变异之根源和文学生机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