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男女先天性别的不同而造成的不平等是人类社会中最突出的不平等之一，它在各个领域中都有所体现。然而从1999年开始实行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之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性别间的分配却逐渐走向了平等化。不过扩招与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化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过程，前者并不必然地导致后者。从理论上讲，在没有特定制度偏向的情况下，扩大教育规模而新增的教育机会并不必然地惠及某一个特定的群体（比如女性）。因此，有必要对新增教育机会在性别间的分配过程做一细致的考察。针对“扩招如何导致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化”这一问题，本文利用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的数据，着重检验了扩招之后新增的教育机会是如何在性别间进行分配的，进而探究性别平等化的贡献主要由哪些因素实现。　　影响个人受教育程度的因素有很多，大致可以分为内在的个人因素和外在的社会因素，前者如勤奋程度、智商高低等，后者包括了教育机会的总量、分配机制等。在社会分层领域中，有关教育获得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都将关注点放着社会因素上，具体而言，即考察父辈的经济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阶层地位等先赋性因素如何影响教育机会的分配。先赋性因素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越小，表示教育领域中不平等程度越小，教育的选择过程也就越平等，越有利于社会的流动。本文同样在模型中纳入各类先赋性因素，但并不是关注它们对教育机会的独立影响，而是观察其对男女不同性别的差别效应在扩招前后发生了何种变化，进而把握性别平等化的过程。同以往的研究一样，本文发现，父辈的社会经济水平、文化程度以及户口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因素都会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但是这些因素对入学机会的影响，在男女两性之间存在差异;这意味着先赋性因素能够导致高等教育性别间的不平等;反过来，如果它们在性别上的差别效应发生变化，也能够改变高等教育的性别不平等。为此，本文按照扩招前后分别建模来观察差别效应是否发生改变。结果显示，扩招从整体上改变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机会结构，其中最主要的贡献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父辈文化程度为初中的“次低文化层次”群体，扩招为这一层次的女性带来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为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化做出了贡献;二是农村地区的女性，在新增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中，原有的劣势地位得到大幅度的改善，缩小了其与男性之间的机会差距。相对于扩招前而言，扩招之后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化正在从家庭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向家庭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从城市向农村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