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贫困问题严重，解决的难度也非常大，农民贫困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全面奔小康社会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农民贫困问题比较复杂，涉及的原因较多，例如非农就业机会、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土地制度问题、农村贫困人口的素质以及城乡发展的“剪刀差”等。现有的文献对引起我国农民贫困的各种原因剖析几乎都有涉及，但是土地制度问题明显研究不足，本文正是从这一基础问题出发研究农民贫困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农民贫困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扶贫力度的逐年增加，我国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农民贫困人口绝对数量也大幅下降。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以下两个严峻的现实：(1)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扶贫投入的逐年递增，我国农民贫困人口减少速度却明显放慢；(2)扶贫力度加大的同时农民返贫现象严重。著名贫困问题研究专家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更为深刻的根源就在于基本可行能力，即自生能力的被剥夺。自生能力低下就必然意味着陷入“贫困陷阱”。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结果，实现农业自身分工水平的演进是农民提高自生能力的根本途径。因此，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民贫困问题，提高农业自身分工水平，才能提高农民自生能力，农民才能摆脱“贫困陷阱”。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农业生产中存在严重的土地规模不经济现象，即土地可持续利用能力低（掠夺性经营）和土地规模不经济（农地细碎化），土地规模不经济会抑制大型机械和设备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掠夺性经营也抑制了可以改良地力的投入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而农业机械设备和维持地力等优质长期投入属于工业产品在农业中的引入，是农业迂回生产方式实现的重要途径，实质上是“分工的固化”，而分工被引入农业生产后，农业生产会产生规模经济，从而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现阶段中国农业并没有有效的引入机械设备和优质长期投入，迂回生产无法在农业部门实现，从而农业部门也就无法获得工业带来的诸多好处，严重抑制了农业自身分工水平的演进，导致农民自生能力较低，农民贫困严重。虽然国家和政府的扶贫力度不断加大，但是由于我国现行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使大部分农民的可行能力遭到过度剥夺，农业自身分工演化受到抑制，农业无法实现规模经营，农民的自生能力低下，农民贫困严重，即我国的农民贫困主要是“制度性”贫困。“制度性”贫困是我国陷入“贫困陷阱”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民绝对贫困难以消除，而相对贫困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因此，从理论上理清制度与农民自生能力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综合使用制度分析、边际分析和计量分析等方法，以分工为切入点，基于对我国农民自生能力较弱和农业规模不经济现象进行深入思考，理论分析了我国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抑制农业分工演进，导致我国农民陷入“贫困陷阱”的作用机理，认为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农业分工演进，我国农民的自生能力才会得到提高，农民贫困问题才能得到较好解决。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制度通过影响经济人的行为决策对分工产生重要影响，建立一个能够分析制度与农户行为决策以及农业分工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对此做了初步的理论铺垫，透过分工演化视角解释了农业分工演化的制度原理：制度安排通过影响农户的长期投资行为、农地流转意愿以及劳动力流动决策决定了农业自身分工水平，即决定土地的可持续利用能力和土地规模经济，也即决定了农业是否具有规模经济特征。同时，农业自身分工水平也决定了农民的自生能力，从而决定了农民的收入。因此，研究农户行为决策与农业自身分工演化不仅可以打开农业分工演化的黑箱，也可以揭示我国农民贫困的根源——制度导致的自生能力过低，从而揭示有效的制度和制度变迁方向。除建立理论框架外，本文以我国晋西北地区四个贫困县为例，实证讨论制度对晋西北地区四个贫困县农民贫困的影响，作为对理论的支撑。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共八章。第1-3章为第一部分，该部分主要结合我国“三农”背景、土地制度背景以及农业规模不经济（农业掠夺性经营、农地细碎化）现象得出从制度层面提高农民自生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并运用新古典经济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土地制度对农业自身分工演进，也即农业规模经营的作用机理，进而从根本上探讨土地制度对农民深陷“贫困陷阱”的影响路径。第四章到第六章是本论文的第二部分，主要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我国土地制度抑制农业自身分工演化路径，由此阻碍农村规模经济，并最终导致农民贫困的机理，同时选取我国晋西北地区四个贫困县进行实地调查，使用统计和计量方法探讨晋西北地区四个贫困县农民贫困与土地制度之间的关系，以此来支持前面的理论分析。第七章是本文的第三部分，是全文的落脚点，提出我国土地制度的改革方向，应该以减少交易成本，促进专业化和分工，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为手段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农民贫困。第八章是论文的第四部分，对本文的不足之处和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论述。本文的主要观点包括：经济增长是一个分工演化的过程，一个行业所能实现的规模报酬状况决定了其在社会交换中的地位。在分工演化过程中，制度通过影响经济人的行为决策影响了分工演进的速度，从而对分工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民的贫困是由于权力分配不公导致的自生能力低下，是一种制度性贫困，其实质是我国现有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抑制了农业自身分工演化，表现为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农业规模不经济现象，即农业掠夺性经营和农地细碎化。因此，通过制度的创新和变迁，赋予农民充分的土地财产权利是推动农业自身分工演进，解决农民贫困的有效方法。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1)以分工为切入点，将分工与农民自生能力，即农民贫困相联系，分析了农民自生能力低下，农民陷入贫困陷阱的经济学原因——农民自生分工水平低下，并且进一步探讨了造成我国农业自身分工水平偏低的根源——制度，分析制度对农业自身分工水平，从而对农民自生能力，农民贫困的作用机理；(2)论文提出农业规模经济包含土地规模经济与土地可持续利用两个方面，并从土地占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离角度研究了影响土地可持续利用能力的制度因素，从土地占有权与经济权分离角度阐述了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制度因素。详细论述了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农业规模不经济现象——土地细碎化(土地规模不经济)和土地过度掠夺(土地可持续利用能力差)与农业自身分工水平，农民自生能力之间的关系；(3)对晋西北地区四个贫困县的农户行为进行研究。对于晋西北地区四个贫困县户经营行为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现有制度框架下，晋西北地区四个贫困县农户的过度掠夺性经营和土地细碎化非常严重，进一步的实证检验也表明了制度对晋西北地区四个贫困县农户的行为产生影响，从而对农民的自生能力、农民贫困产生重要影响，不仅对于山西省解决农民贫困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央政府和其他省市制定扶贫政策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