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发起设立代表作名录项目，中国的平遥、丽江等地因为成功入遗而声名鹊起，从而在国内掀起了一股申遗的热潮。随着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苏州的落幕以及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选出，申报世界级、国家级各类遗产更是炙手可热。在热潮的背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却看到了超出申遗文化意义之外的目的，比如将申遗作为城市经营的捷径，或者把申遗上升到纯粹政治的高度，当作衡量政绩的唯一指标。本着对上述现象的思考，笔者在理清我国申遗发展脉络的基础上，通过对一个田野点的调查，从理性的角度对申遗进行了分析。 本文共分五个部分。导言部分对本论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述评，并论述了研究意义、理论假设与方法等；第一章对个案进行了民族志的描述，通过口述史的方式重现了长阳县“撒叶儿嗬”申遗的全过程，包括现阶段正在延续的行为；第二章和第三章结合个案分别对申遗所具有的经济理性和文化理性做了深入地分析；第四章论述了文化理性和经济理性在申遗中的统一；结论部分，笔者对全文进行了概括与总结。 文章重点论述了经济理性和文化理性在申遗中的表现、蕴含在经济理性中“给”与“取”的二元结构和文化理性在申遗中的主导地位。并指出，申遗不是纯粹的经济理性，也不是纯粹的文化理性，而是经济理性和文化理性的综合表现及统一。 本文突破了以往从文化保护和借鉴角度研究申遗的范式，将其作为一个文化行为进行人类学的阐释，对申遗的内容和结构进行了理性的分析。这种理性的探讨无疑将澄清人们先前在政治经济领域内对申遗本质的疑问，使我们能够正确认识申遗、处理好其目的与意义的关系，重视文化的理性思维和象征意义，使申遗——遗产保护——传统文化保护进入良性的循环，促进遗产地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促进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整合与创新，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