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早期,《受戒》《哦,香雪》等中短篇小说因为别具一格的抒情,而与主流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形成鲜明差异。作为一种侧重情感抒发的表达方式,“抒情”在此时期被作家们自觉使用,而后往往只以诗化、散文化及审美的面向出现在研究视野里；2006年王德威以“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为主题的系列文章发表之后,“抒情”更是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抒情”被视作“革命”与“启蒙”之外发挥个人感性、建构现代主体的重要维度；但抒情作为一种“装置”,与历史认知、现实感受和未来想象等诸多方面的复杂关联,并没有得到深入的讨论：这些正是本研究立意、对话的起点。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以1980年代早期汪曾祺、张承志、王蒙、铁凝等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为中心,结合改革初期的转折语境,通过具体文本和评论的细致分析,探究抒情在此一历史临界点生成的原因、内涵、意义等问题。新时期之初,主流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这两种文学方案先后遭遇“危机”,而对文学艺术性乃至本体性的关注则不断孕育发展,这些构成了抒情写作的缘起。抒情在过去、现实和未来的多重交织下,成为能被各种力量穿透的柔韧“装置”,文学的潜能反而得以更好地发挥。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抒情使理想／现实、传统／现代等问题在彰显与弥合之间得以呈现,从而微妙地表征了改革时代早期的复杂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