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等世界级文豪推崇的苏格兰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尚未在中国学术界内引起足够的关注。虽有不少国外学者著书立说,但以苏格兰阐释共同体为主导的史蒂文森研究,仍较少探究其与被英格兰化的审美主义之间的密切关联。补足这一较受忽视的环节,不仅对于全面了解史蒂文森的艺术思想至关重要,且为重新认识英国审美主义的历史版图与社会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旨在将史蒂文森置于审美主义批判的宗教审美化研究、性别研究、社会主义美学研究与世界主义研究四种批判话语中,将蕴含在其四部长篇小说、十五部短篇小说、一部诗剧、六则寓言及若干散文、诗歌与书信中的艺术思想,与其他审美主义者的审美主义思想加以对比,揭示出史蒂文森与佩特（Walter Pater）、史文朋（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莫里斯（William Morris）、王尔德（Oscar Wilde）等审美主义者,在个人生活以及艺术思想中直接以及间接的关联,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审美主义。本文由引言、四章正文和结语共六部分组成。引言部分对史蒂文森的审美主义思想受到忽视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西方学界唯美主义研究与史蒂文森研究中的划界倾向是其中要因;同时,通过对分析“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审美主义题旨的内核,指出审美主义旨在将艺术带入日常生活,消弭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是一场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意义上的以平等与匿名为核心的审美革命,目的是要革新日常生活中宗教、性别、阶级与种族等方方面面,由此确定本论文的研究框架。第一章论证史蒂文森作品中宗教范畴与审美范畴融合的审美主义倾向及其孩童化的个人特色。史蒂文森在早期诗剧《蒙莫斯》（Monmouth）时代就接受了史文朋的憎神（上帝）主义,后于宗教信仰危机时期,接受了佩特《文艺复兴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中的审美化宗教思想;此外,《秋季印象》（“Autumn Effect”）、《医嘱的南方》（“Ordered South”）等散文记录了史蒂文森充满宗教朝圣意味的游历经历,形成了以“自然模仿艺术”为核心的“如画朝圣”美学,早王尔德十年提出此论断;通过《孩子的游戏》（“Child’s Play”）、《磨坊的维尔》（“Will O’the Mill”）等散文和小说,史蒂文森独树一帜地发掘了孩子作为原始异教的象征意味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天性,及其与游戏、赋闲等价值观的关联,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孩童化的宗教审美主义。第二章剖析史蒂文森审美主义作品中多元的同性情欲美学。在佩特、西蒙兹等审美主义者的美学话语中,充满了同性情欲的编码,受他们的启发,史蒂文森发展出四种表现方式:《毛发箱子》（The Hair Trunk）、《沙丘凉亭》（“The Pavilion on the Links”）中的古典化情欲书写、《奥托王子》（Prince Otto）中的性别气质混合书写、《黑箭》（The Black Arrow）中的男男同性情谊书写与《马克海姆》（“Markheim”）、《化身博士》（Strange Case of Dr.Jekyll and Mr.Hyde）、《欧啦啦》（“Olalla”）等中短篇小说中的同性恐惧书写。第三章聚焦史蒂文森审美主义著作中的阶级美学,指出史蒂文森拥护的是与以布吕梅尔（Beau Brummell）、王尔德为代表的“丹蒂主义”（dandyism）有所区别的“波西米亚主义”（bohemianism）。《内陆航行》（An Inland Voyage）、《一夜之宿》（“A Lodging for the Night:A Story of Fran?ois Villon”）等散文、小说文本表明,史蒂文森以乞丐式的服饰与维庸（Fran?ois Villon）、奥尔良的查尔斯（Charles d’Orleans）等中世纪罪犯诗人的诗歌作为波西米亚美学家流浪中的装饰语码,与丹蒂美学家的浮夸奢华风格有所区别。但与此同时,史蒂文森自知波西米亚主义无法避免“丹蒂主义”的展演性,因此在《乞丐》（“Beggars”）、《一个谎言的故事》（“The Story of a Lie”）等文本中对审美主义慈善、消费性的观瞻做了内在批判。《金银岛》（Treasure Island）、《世俗道德》（“Lay Morals”）等小说、散文则进一步指出,无功利性是“波西米亚主义”超越为绅士阶层所拥护的“丹蒂主义”之核心所在。第四章探讨史蒂文森在波利尼西亚群岛创作的审美主义作品中的世界主义美学。在世纪末的世界主义思潮、人类学与审美主义的相遇中,布尔热（Paul Bourget）、詹姆斯（Henry James）、莫里斯等世界主义美学家应运而生,他们同安德鲁·朗（Andrew Lang）、泰勒（E.B.Tylor）等影响了佩特美学的第一代人类学家一道,对史蒂文森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法丽舍海滩》（The Beach of Falesá）一方面体现出史蒂文森的人类学美学视野已经超越了佩特的摇椅中的人类学美学,另一方面体现了他对“世界主义含混心理”的认知。在史蒂文森看来,世界主义会通过审美带来颓废的可能性,因而在《瓶妖》（“The Bottle Imp”）与《海岛之声》（“The Isle of Voices”）中,对主人公容纳了世界各地奇珍异宝的“美丽的房子”,即颓废世界主义,予以布尔热式的批判。《风之妇》（“The Waif Woman”）、《信、半信与不信》（“Faith,Half-Faith,and No Faith at All”）等寓言则体现了莫里斯冰岛萨迦的翻译对史蒂文森世界主义探索的美学影响。结语部分强调了史蒂文森在审美主义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性地位,并重新审视了审美主义的历史意义。审美主义之所以具有革命性,就在于其内部实际蕴含着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意义上的艺术家的无产阶级化暗流。在普通花园、寻常风景、褴褛衣着、无修饰的房屋等日常生活之事物,同文学一样,均可被视为艺术的情况下,职业艺术家实际将自身的精英化的艺术知识体外化,催生出了业余主义的审美观。这就补充了弗雷德曼（Jonathan Freedman）所谓审美主义导致了审美趣味的职业化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