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评价需要正视不同评价地区评价基础差异与指标硬性要求之间的矛盾,在评价的整体方法和指标设置上不能偏离地方实际,否则便会造成结果偏差和错误的政策导向。本文首先从评价对象出发,整合了四类分区方法,比较分析了分区评价的可行性,探究分区评价是否可以解决该问题。最终得出非“一刀切”式的分区评价法具有难以克服的缺陷,不适用于解决评价过程中的区域差异性问题。文章又从指标本身入手,提取引发文明变迁的关键因素——生态生产力,运用“一体两用”的理论观点将生态生产力指标化,用以测算地区的生态文明程度。生态文明是在物质生产层面对人类文明阶段的再划分,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任何地区而言,文明的发展具有线性的历史规律,文明时期的变迁应当是由于某些重大因素所引起的质变,而不是社会生活的旁枝末节。生态生产力具有对工业文明破坏效益和对生态文明的促动效应,相比其它文明阶段,生态文明时期的生产力内容有所扩充,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生产力更高,二是生产的方式更绿,提供的生态公共产品更真。以生态生产力为纲构建通用型指标体系可以有效降低评价基础差异对指标的影响,突出生态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参量和共性问题。文章最后基于2017年的数据,采用资源输入和环境输出两类指标以北京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并提出了核心指标和显现指标的概念,强调给予地区更多的评价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