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嘉时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随着考据学的逐渐盛行,考据名家辈出。他们不仅用考据的方法研究主导学问经学,而且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史学、子学甚至是文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中。特别是史为考据,成就卓著。在褚多的治史名家中,梁玉绳以选题独特、研究专精见长。乾嘉史学的领导人物钱大听、王鸣盛、赵翼皆以通史考证为主,而梁玉绳选择以专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史记志疑》是对《史记》的全面深入考查,《人表考》是对《汉书·古今人表》的详细考证,《吕子校补》是对毕沅校刻《吕氏春秋》的订正和补充。各部著作在内容的丰富性和研究的细致性方面,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史记志疑》继承了中国历史上《史记》研究的传统与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无论从品质上还是数量上都达到一流层次的高度。《志疑》对《史记》通例的阐发,对《史记》史实的订正和文字的校勘等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而使他成为清代《史记》研究领域成就最大的一位学者。《人表考》可以说是撰写《志疑》的一个副产品,《志疑》广泛采用了《汉书》中的材料,而《汉书》的《古今人表》一卷,也成为考证《史记》中人物的必备依据。在运用《古今人表》的时候,梁氏意识到可以对《人表》作一个全面的补充研究,因此,在《志疑》完成之后,他就开始了《人表考》的写作。前人对《汉书》有过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对《人表》的涉及却不多,更没有一部像《人表考》这样全面细致的考证之作。梁氏以还原《人表》原貌为己任,补充了《人表》因传写而脱漏的人物,并作出考证。对《人表》的排序和内容之误作了大量考证和纠改,并将《人表》本身的失误和在流传过程中的譌误区分开来,一一进行考证说明。《吕子校补》是梁氏参加毕沅校刻《吕氏春秋》的产物,在完善《吕氏春秋》之文、高诱注文和毕沅校本方面贡献颇多。另外,梁氏对古代典制和金石学也有所研究,《元号略》是对历代年号的考证研究之作,收录的年号比较齐全丰富。《志铭广例》针对卢见曾汇编的《金石三例》而作,对元潘昂霄的《金石例》、明王行的《墓铭翠例》、清黄宗羲的《金石要例》多所指正,并自己归纳出褚多金石义例。《瞥记》是读书劄记,体现了梁氏治学的广泛性。《蜕稿》是诗文集,亦多考辨之作。梁玉绳一生治学勤奋,笔耕不辍,著述丰富,成为乾嘉考据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论文分为七章,共三个大的方面。第一个大方面是关于梁玉绳的家世、生平和交游。梁氏家族是乾隆朝高门大户,这主要得益于梁玉绳的祖父梁诗正,梁诗正是乾隆朝大学士,位高权重,名望远播,由他带来了整个家族的荣耀。诗正子同书,是梁玉绳的伯父兼嗣父,乃有名的书法家,德行操守为时人称赏。梁家还有不少的才子、才女。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梁玉绳既受到家族成员政治成就的激励,又在立身行事和治学等方面深受影响,对他个人成长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在交游方面,由于长辈的交往及个人的好恶倾向,他所结交之人也多是名儒学者,杭世骏、陈兆伦、钱大昕、翟灏等人,既作为长者给他以指导,也作为益友与之切磋学问,而孙志祖、诸蔼堂等人更是互相助益的知交好友,这些友人对他的治学影响深远。第二个大方面是总结梁玉绳的学术特点和治学方法,在取证广泛、考证严密、长久专于一事等方面,既具有乾嘉考据学的总体特色,又反映出他个人所独有的特点。这些特色和方法都体现在他的各部著作中。第三个大方面是对他各部著作的群细解析。《史记志疑》与《人表考》作为他的代表作,各成一章,其他各部著作按照性质相类的原则,组合成章。最后对梁玉绳的学术作出基本定位：以专精见长,以先秦两汉为重点研究时段的一位优秀的史学考据家。梁玉绳在他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考据方法和治学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对他作出一个全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