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并购、资产重组等行为在中国资本市场上越来越常见,企业通过并购迅速做大做强。从并购规模上看,大额并购增加,平均交易规模上升。从并购效果上看,并购重组对上市公司业绩提升的作用明显,产业整合既扩大了企业容量,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了协同作用。并购产生的商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也越来越重要,巨额的商誉意味着需要对减值风险进行防备。根据我国会计准则规定,商誉至少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终了时进行减值测试,而且商誉减值不允许在以后期间内转回。因此,商誉及其后续计量的相关问题已经成为上市公司并购活动的焦点。商誉代表着超额盈利能力,盈利能力下降的上市公司是否进行了商誉减值测试并且如实进行减值?本文基于商誉的本质——超额盈利观,在国内外关于商誉减值准则规定、商誉最新理论和相关文献、商誉及后续计量的基础上,通过借鉴相关模型,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以下方面进行探究:(1)商誉减值的计提合理性;(2)不同情境下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3)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通过对2006年-2016年A股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总结如下:(1)商誉减值的计提存在合理性,当公司盈利状况出现下降时,公司通过计提商誉减值向市场传达相关信息,商誉减值计提幅度与公司超额盈利能力下降幅度正相关。(2)在企业未实现超额盈利能力时,计提的商誉减值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企业实现超额盈利能力时,仍计提的商誉减值信息不具有价值相关性,同时相关商誉信息价值相关性也会减弱。(3)本文还从审计费用角度,对商誉减值的经济后果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有商誉减值损失的公司审计费用更高;上市公司计提的商誉减值金额越高,审计风险越大,注册会计师投入的审计成本越高,事务所收取的审计费用也就越高。本文的研究从一定程度上为商誉减值的后续计量、市场反应及经济后果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补充了在该领域的经验研究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