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主张获得支持和法官公平公正裁判案件的重要依据就是证据，而作为证据表现形式之一的书证在民事诉讼活动中被广泛使用，当事人收集书证的权利和收集书证的方式是否得到充分保障，将直接影响诉讼活动的进程和结果。为了当事人能够在诉讼活动进行中实现“武器平等”情形下的公平对抗，必须充分保障当事人的书证收集权。特别是近些年由于现代型诉讼的出现，如环境侵权案件、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等，新型诉讼案件的显著特点之一即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力量出现了明显不对等的情况，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证据收集能力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基于此，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在我国得以建立和发展，用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证据偏在现象。
　　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方式一直存在阻碍，当事人的证明权没有得到充分的法律保障。我国2012年实施的《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进行了大幅度修订，其中包括证据收集制度。新的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渠道不能满足司法实务的需要，我国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于2015年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15《民诉法解释》）中予以规定。由于相关法条规定过于粗疏，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证据解释》（征求意见稿）]中，对文书提出命令制度进行了细致的立法规范，如当事人文书提出义务、申请书的内容、违反书证提出义务的法律效果等进行了规定。但是与域外相关立法与司法实务相比较，我国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起步较晚，且缺乏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司法实践经验作为支撑，法律规定亦过于简单。因此，有必要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以及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文书提出命令制度进行一定的研究，以期更好、更全面地了解该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更为完备的法律规定，以便保障该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正确适用，充分发挥该制度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