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社会利益格局日益分化和失衡。不同利益取向的公众构成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将非政府组织作为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的有效机制,在社会秩序和制度的约束下,以政策参与者的身份,积极影响政府政策过程。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党和政府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卓有成效的改革和发展,为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提供宏观的政治条件和制度背景;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利益结构不断分化重组,给非政府组织的政策参与提供客观的经济基础;公民利益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加强,特别是集团意识的形成,为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提供社会基础;现代交通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之间的联系日益方便快捷,大大节省不同利益主体的组织化成本,为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提供技术条件。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具有参与议题广泛、参与目标非营利、参与行为公开和主动、参与客体多元等特征。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途径多种多样,本文按参与途径是否适合法律将非政府组织分为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前十一种属于制度化参与,最后一种属于非制度化参与:1、提供相关信息和政策建议;2、私人接触;3、直接代表;4、提起行政复议和诉讼;5、参加听证会;6、举办学术会议、座谈会、论坛;7、出版期刊、杂志、报纸;8、联盟游说;9、组织连署活动;10、借助新闻媒介;11、借助国际力量;12、抗议和暴力对抗活动。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加强对政府的监督,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整合社会各种利益,推动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和民主政治意识,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形成;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加强国际合作和维护国家利益。但是,由于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历史不长,其在政策参与中存在不少问题,如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的“非营利性”和“利益驱动”之间的矛盾;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中“与政府合作”和“代表性”之间的矛盾;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所产生的“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矛盾;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的“国际合作”与“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之间的矛盾;非政府组织参与政治活动和我国固有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我国非政府组织动员组织群众、发动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