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治理水平不仅代表着一个城市发展水平,更是在当今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能否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一直在推动垃圾分类与回收,但是收效甚微。居民不愿意分类、回收规范性不足、制造企业没有承担作为生产者的责任等都成为了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的阻碍;同时国家相关的法律与制度仍在健全完善,垃圾分类回收更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本文针对我国垃圾分类回收供应链的模型构建以及供应链的契约激励、政府监督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希望为政府与相关企业在决策时提供一定的借鉴。文章首先研究了在信息对称情境下由居民、一个回收企业、一个绿色再制造企业以及一个政府构成的垃圾分类回收供应链系统。研究了政府对回收企业进行补贴下考虑居民收益的回收企业主导与制造企业主导模式下的供应链决策模型,发现制造企业的拉动式回收会明显提高供应链收益;再通过对回收企业与制造企业合作模式下的研究发现回收价格与垃圾分类量均高于分散决策下的相应值,证明了分散决策下系统存在边际效应;然后通过设计回收费用分担契约实现了供应链系统的协调。最后通过算例分析发现高环保意识水平、低时间成本的人群更有利于垃圾分类回收以及高收益市场环境下回收企业与制造企业对政府补贴的依赖性减弱,但总体来说政府补贴能增大系统垃圾分类量,提升供应链各级主体的收益,推动垃圾分类工作的进行。其次考虑信息经济学中信息不对称,引入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在回收企业与制造企业合作模型的基础上出发,探究了在政府补贴制造企业视角下考虑回收企业与制造企业风险偏好不确定情况下的激励机制,利用委托代理理论构建了回收企业、制造企业的动态主从博弈并得到企业合作的最优契约设计。发现只有回收企业呈现风险规避时,契约才能生效,且制造企业风险系数增大会提升回收企业的契约线性收益,而回收企业风险系数增大却会降低线性收益;高技术水平的H型回收企业的收益分享比永远高于L型企业,且技术水平越高自身的线性收益就越大,而L型技术水平只有达到一定层次后才能对自身产生正向收益。通过算例仿真发现相比于制造企业再制造收益,政府补贴对回收企业的激励效果有限,但是能够起到一定供应链协调作用;低规范性的回收环境更有利于L型回收企业生存和发展,但是不符合供应链长远的发展;回收企业成本是阻碍垃圾分类回收高效的最大因素,而降低成本的关键是提高回收人员的回收能力与专业素质。在回收企业风险规避、制造企业风险中性条件下,文章再次将政府作为供应链中利益主体,探究考虑政府监督回收合作行为而实行奖惩制度下政府决策以及回收规范性对供应链的影响,分析发现当政府对制造企业的奖惩收益为负时,政府奖惩额度与回收规范性对制造企业行为具有规制作用,并且政府通过合理调控奖惩额度能够平衡制造企业、回收企业的收益与供应链中的最优回收量。通过仿真发现回收规范性能明显提升政府收益与垃圾分类回收量,提升效果具有递增效应;回收成本对政府的收益同样有阻碍作用,而当回收成本较低时政府收益会随着回收企业成本降低而明显升高,因此政府应该帮助减小供应链中回收企业的回收成本使自身获得较高收益的同时驱使供应链高效的运转。最后根据文章研究分析的结论与发现的问题,提出了对政府、回收企业、制造企业从事回收活动建议和决策方向,帮助供应链更为稳定高效的运行。同时指出了文章研究的不足和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该论文有图28幅,表7个,参考文献83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