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是经济生产活动向东部沿海地区的不断集聚和劳动力向城市部门的不断集中。从地区维度上看,东部地区的GDP占比从1970年代的不足50%,上升到2008年的将近60%,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分别从1970年代的30%左右和20%左右下降到2008年的24%和18%。以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大量资本以及来自内陆各省份的劳动力资源,形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高度集聚态势。从城乡维度上看,中国人口的城镇化率从1970年代的不足20%快速上升到2010年的接近50%。本文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和城市发展以及政府的相应政策措施进行系统回顾的基础上,试图从集聚效应以及充分考虑集聚效应的公共政策角度出发,重点回答三个问题：第一,现有的城市体系格局在地区和城市不平衡发展的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第二,中国政府实行的以特殊经济区布局为代表的地区发展政策是否有效地起到了平衡地区发展的作用?第三,进一步发挥集聚优势,促进地区和城市发展的关键政策是什么?本文第4章的实证研究发现,城市服务业在东部地区高度集聚,并且东部地区服务业的营业利润及工资水平份额都超过其企业数和从业人员数比例,部分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层面的的集聚程度甚至超过了制造业。而城市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影响系数在0.1左右,即平均来看,在市场潜能高1%的城市,其服务业集聚程度高0.1%左右。分地区来看,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影响在东部地区最为明显,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则不存在显著差异。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城市市场潜能对服务业行业工资的影响,发现平均来看,在市场潜能高1%的城市中,服务业的工资水平高0.181%,并且这种影响在西部地区最大,东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不明显。分行业来看,仅有4个行业市场潜能对其工资影响不显著,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以及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而市场潜能对行业工资影响最明显的则分别是文化、娱乐和体育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在对以服务业为代表的城市经济地理分布的决定因素作了初步考察之后,本文的第5章进一步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实施的以调整特殊经济区布局为代表的地区平衡发展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研究发现,这些指向具体城市和地区的优惠政策确实对拉动西部城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在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中体现在,当包括城市市场容量,产业集聚程度,距离沿海港口距离,道路交通条件等在内的其他相关条件都相同时,那些设立了国家级特殊经济区的城市会有更多的制造业企业,包括外资制造业企业来选择进入,并且在西部地区这种效应甚至明显超过了东部地区。但在中部地区,上述效应则并不明显。此外,我们的实证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产业集聚以及地区市场容量对于吸引制造业企业进一步集聚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在城市市场潜能以及产业集聚程度均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仍然具有进一步吸引制造业企业集聚的巨大优势。在进一步推进劳动力向城市地区集聚的政策措施方面,本文第6章的理论分析表明,即使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不存在基于劳动力身份的工资歧视,只要城市政府没有向本地居民和外来劳动力平等地提供公共服务,那么城市内部就必然会因两类劳动力之间实际存在的收入差距而产生潜在的社会冲突风险,城市部门必须将产出的一部分用于防止及处理这种潜在的社会冲突,这事实上造成了城市部门的一种非生产性损耗,而城市本地居民也是这种非生产性损耗的承担者。我们的理论模型证明,如果一直维持城市内公共服务的非平等供应,那么这种非生产性损耗将随着城市经济的增长而持续扩大。当城市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时,继续维持公共服务向本地居民的偏向性供应给本地居民带来的损失会超过其直接带来的实际收益,此时城市公共服务提供平等化的政策转型将是一个可以自发形成的内生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