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日益成为城市品质提升的关键，它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因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消费社会的兴起，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的生活垃圾问题逐渐暴露并日趋严峻，据统计现在全国2/3以上的城市陷入“垃圾围城”困境。我国自八十年代针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开始出台专项政策以来，经历了早期的随意丢弃简单处理、城乡环卫一体化的集中收集处理、发展到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源头分类的综合治理阶段，然而其在发展变迁中却并非一帆风顺，曾面临着焚烧设施大规模兴建期和反焚烧冲突频发的矛盾，也在垃圾分类推广中出现时而暂缓停滞、时而积极热情的现象。基于这些实践观察和矛盾张力，本研究尝试探究的问题是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在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变迁形态？在中国的制度结构和政策运行中，如何理解这种变迁形态的运行机理和内在动力？
　　随着政策变迁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可了政策变迁的非线性发展形态，结合着对中外政策变迁代表性理论的梳理，本研究从政策窗口开启的机会视角、行动者之间的博弈互动视角、制度与时机兼顾的转换视角对其不足和启示进行评析，并继而提出了“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分析框架用来分析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的阶段形态、均衡式发展机理、及间断发生的因果机制，为政策优化和城市治理提供更好的政策建议，并进一步回应和推动本土化政策变迁理论的发展。
　　在构建并利用“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框架进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的实证分析过程中，本研究综合运用了政策内容分析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历史和逻辑统一法、半结构访谈法等方法来分析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发展的形态特征、内在机理和因果机制。具体而言，本研究在实证分析过程中进行了以下安排:
　　首先，在针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形态的分析判断上，借助政策范式理论的序列分布设定判断标准，通过与政策内容分析法的结合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处理和具体解读，并进而划分出四个时期，分别为:末端被动管理的第一个均衡期(1986-2003年)、鼓励市场参与的第二个均衡期(2004-2009年)、冲突频发和转向源头防治的间断期(2010-2016年)、以及源头防治和公众参与的新均衡期(2017-至今)。
　　其次，在针对推动均衡式变迁的机理解释上，借助制度结构对中国政策运行过程的影响，推导出自上而下的“中央政策制定—地方偏好执行—社会反馈互动”政策运行“三阶段”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制度惯性在政策运行过程中的阻力及成本作用形式:中央政策制定阶段的价值导向固化提升认知成本、地方偏好执行阶段的路径依赖提升决策和交易成本、社会反馈互动阶段的参与渠道缺失提升信息成本，并进一步分析了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中的均衡期产生、维持及推动新均衡期重新出现的内在运行机理。
　　再次，在针对间断发生的因果机制分析上，具体进入垃圾焚烧设施建设政策在各地执行过程中因遭遇反焚烧冲突所形成的间断发生场域，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讨并验证间断结果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因果机制，并将其归纳为:扩大社会影响的“负面形象—媒体互激”、政府维稳压力下的“焦点—吸纳”、维稳压力与社会影响共存的“媒体互激—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的“动员—共识”四种模式，在将四种模式统一整合后补充了行动者之间如何互动导致间断结果出现的因果机制链条，也进一步完善了从机会之窗开启到间断结果出现的中间逻辑环节。
　　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对“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分析框架进行了补充完善，将均衡运行机理、间断因果机制的分析结论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顶层设计和过程优化进行结合，并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未来发展之路作以展望。限于作者有限的知识能力，本研究或有以下三方面的理论贡献:其一，对政策变迁形态认知边界的拓展。本研究对间断均衡的变迁形态判断持肯定态度，在融合了政策范式理论后重新设定了形态判断标准，并通过对政策文本材料的内容分析，将原来应用在公共财政领域的研究材料和判断标准进行了拓展，并将间断期视为一段时期的矛盾凸显期。其二，通过对政策运行过程的提炼，分析了制度惯性对均衡式变迁的作用机制。聚焦决策环节的传统变迁理论分析是一种截面式的观察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渐进式变迁逻辑的关注，本研究将中国的政策运行过程进行了自上而下的三阶段提炼，并通过制度惯性在其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分析了均衡式变迁的内在机理，是一种关注政策长期发展的历时性视角。其三，通过间断发生场域概念的提炼和具体分析，补充了政策间断出现的因果机制。传统理论对“机会之窗”开启到间断出现的中间因果机制并未给予足够关注，本研究通过对焦点事件开启机会之窗后各主体的行为互动进行了fsQCA分析，回应了传统理论对因果机制分析不足的问题，并由此对间断发生的变迁过程优化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