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成为兼具历史延续和法定公民双重语境的群体,这也就意味着现代国家情境下民族的边界是稳定的。回顾民国到当代对于回族的研究,研究的旨趣也从历史与文化转向多样的族群认同,从“典范”转向“边缘”,从文献走向田野。多学科的运用使得回族研究丰富多彩,欣欣向荣。诚然,回族文化的多样性是自形成之初就具有的特征,与它“大分散”的分布格局密切相关,但是这种文化多样性能否就能得出回族认同多样性的结论?我们在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去研究回族时,不能忽略所处的时代背景,即民族国家与改革开放后激变的中国,否则,我们的结论就难免割裂时空。如果再回想一下开启回族族群认同多样性滥觞的杜磊(Dru C.Gladney),他来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的时间恰恰是这一时期。所以,我们在作出结论的时候一定不能忽略历史的因素。本文从历史的视角探讨回族族群认同的时代变迁,以及影响族群认同的因素,从研究旨趣上说,本文并不探讨这种认同具体表现是什么,而是关注为什么。第一章探讨回族族源的多源,“回回”一词的演变及原因,元代时期的回回,旨在说明回族文化多样性的历史因素,及元代的回回只是宗教的共同体。第二章探讨明清时期回族的族群认同。明朝中后期,在统治者的“同化政策”下,回回的语言由阿拉伯语转为汉语,并借用汉文化表达伊斯兰教。回回彼此间的差异减少,共性增多。同时由于对祖先记忆的缺失,开始从汉文献了解自己族群的历史,产生了对“共同祖先”的追溯,族群开始形成,族群认同趋向统一。清朝时期在族源的追溯上又加入了回纥的成分,与明末把族源追溯到“天方”、“麦地那”、“西域”一样,回纥国仍是一个处于认知边缘的模糊的地理——宗教概念,而不真是唐朝时盘踞漠北草原的回纥。伊斯兰教在清初至清末西北地区经历了两次革新和分化,这两次分化导致了西北回族聚居区门宦的形成和伊赫瓦尼、西道堂的创立,也导致了西北回族的认同走向分裂。但是在外力的作用下,即回汉关系紧张酿成的冲突,认同又得以统一。散居区的回族则呈点状地生活在汉文化包围之中,致使门宦制度没有了生根的土壤,生存的压力使得他们族群认同得以统一。第三章探讨了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清末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在亡国的关头,立宪派和革命党及晚清的知识分子都希望借用民族主义来建立民族国家,但是对于民族国家所容纳的范畴有着各自的体认。最终,革命党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民国,却抛弃了以往“排满”的种族的民族主义观,转向梁启超的政治的民族主义,提出了“五族共和”。民国时期的回族深受民族主义思潮影响,在外力的作用下,即外国的侵略下,通过一些符号“中国”“回教”“回民”的组合,把民族认同统一并上升到国家认同的高度。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民族识别,民族具有了法定效力。民族平等、国家富强,缺少了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回族的族群认同开始向两方面发展,一是维持了以往的“共同祖先”的认同模式,一是“直系血亲”的认同模式。第四章归纳影响回族族群认同的因素。伊斯兰教及其衍生物是族群形成的基础和维系认同的关键,外部压力则是对于回族族群形成与认同强化的另一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