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和陶渊明这两位先贤，一个作为入世者的典范，一个作为出世者的楷模，代表了儒道两家的文化传统，从而成为具有深刻内在矛盾的两种文化教育模式，对后世文人发生了巨大影响。屈、陶人格精神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被逐渐标本化，成为不同时期中国文人(尤其是贬谪诗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而由尊屈向崇陶的微妙变化，则反映了中国贬谪诗人在痛苦中无可奈何的选择。中国贬谪诗人心态发展经历由执著到超脱的过程即从对屈原模式的积极继承、无奈超越到转向陶渊明的这一过程。贬谪诗人对屈原模式的超越以及对陶渊明的靠拢，是中国士人心态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是仕、处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儒道文化互相交织的产物。但是，对于屈原和陶渊明，人们感受到的一直是两个具有独立、完美人格形象，他们在极力追求与自身趋同中却忽略了对其本质的深入认识。我以为屈原的人格固然有极高的价值，但由于植根于“皇舆”、“先导者”这一特定的自我角色意识，又形成了根本的缺陷；而陶渊明的志节，把逃遁看作人生的浪漫，却更加诱导了后代不遇士人的迷离选择。 本文力图摆脱传统的专注于作家、作品的共时的、静态的研究方法，而是用历时的、动态的方法对屈、陶接受情况以及由尊屈向崇陶的变化作一粗线条的梳理，并对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文章共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一、对屈原在唐朝及唐以前的接受作了简要的论述，二、分析由尊屈向崇陶转变的社会原因；下编一、叙述陶渊明在历代(中唐以前)的接受情况，二、通过对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三人的案例分析，来说明尊屈向崇陶转变的个人原因；结语点出了崇陶的现实意义及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