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除“绪论”外,主要内容共分为6个部分:　　 第1部分是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适用概述。　　 本部分主要探讨“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适用”的基础性问题。酌定量刑情节不仅包括反映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情节,也涵括反映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的情节。酌定量刑情节有法律依据,但不具有法定性。酌定量刑情节中的“酌定”,一是指相比于法定量刑情节,这种情节是法律没有明文具体规定的；二是指这种情节必须考虑,但可以酌情适用。酌定量刑情节影响量刑轻重的程度,既包括在法定刑幅度内从轻或者从重处罚,也包括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当前,酌定量刑情节在刑罚裁量中的重要意义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使得酌定量刑情节的地位与其在量刑中的重要作用很不相称,因而极有必要提升酌定量刑情节的地位。　　 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的适用,其内涵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酌定量刑情节的调节,以尽量少用死刑,使死刑的适用具有迫不得已性。第二,充分考量酌定量刑情节的价值,确保死刑裁量妥当,从而做到慎用死刑。第三,通过酌定量刑情节严格控制死刑,但并非任意减少死刑适用。第四,酌定量刑情节对死刑的限制适用,既包括限制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也涵盖限制适用死缓。重视酌定量刑情节在控制死刑适用中的作用,是切实减少和严格控制死刑的重要路径、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和准确裁量死刑的题中应有之义。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适用,在我国有较为宏阔的立法和政策空间,应努力采取建设性的措施,充分释放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适用的空间,为最大限度地压缩我国死刑的适用乃至推进废止死刑的进程,作出不懈努力。　　 第2部分是罪前酌定量刑情节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罪前酌定量刑情节主要反映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和改造可能性大小,其对死刑的适用有一定影响。本部分着重探讨犯罪人一贯表现、犯罪动机、被害人过错等三个典型罪前酌定量刑情节与死刑的限制适用问题。　　 考察犯罪人一贯表现情节,要着重分析犯罪人的前科情况或是否初犯、偶犯以及犯罪人的社会贡献等重要因素。就前科情节而言,应确立以下限制死刑适用规则:(1)对于无前科劣迹,属于初犯、偶犯的,应当重视其影响量刑的价值,可以与其他酌定从宽情节一起共同发挥弱化死刑适用的作用。(2)对于有犯罪前科的,不能一概酌情从重处罚。就犯罪人的社会贡献而言,该情节在相当程度上能够反映犯罪人犯罪前一贯表现是否良好,这是评价和判断其人身危险性是否达到极其严重程度一个重要因素。在量刑时据此酌情从宽处罚,并不违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而恰恰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的鲜明体现。　　 犯罪动机不仅可以反映出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进而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而且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犯罪人改造的难易程度以及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其对于死刑的限制适用具有重要意义。犯罪动机属于有益社会动机的,不应适用死刑；犯罪动机属于中性动机的,一般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犯罪动机属于有害社会动机的,是否适用死刑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未造成多人伤亡的极其严重后果或者犯罪动机反社会的性质未达到特别恶劣的程度,也可考虑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的根据在于这一情节反映了犯罪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小的趋轻变化倾向。以过错的性质和程度为标准,可将被害人过错分为罪错、严重过错、一般过错和轻微过错四类。被害人存在罪错的,是否适用死刑应当区分情况处理；被害人存在严重过错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害人存在一般过错的,可以考虑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如果案件中没有明显的从重处罚情节或者还存在其他酌定从宽处罚情节时,原则上判处死缓；被害人存在轻微过错的,一般不足以影响对被告人死刑的适用,但可以与其他从宽处罚情节一起对量刑发挥趋宽作用,从而弱化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第3部分是罪中酌定量刑情节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罪中酌定量刑情节主要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本部分着重探讨故意程度、犯罪手段、危害结果这三个典型罪中酌定量刑情节与死刑的限制适用问题。　　 犯罪故意具有程度之分,对于死刑适用具有重要影响。一般情况下,属于间接故意的,尽量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属于预谋故意的,不能阻却死刑的适用,但可根据预谋的时间长短区别对待,可考虑在量刑时留有余地；属于受到外在刺激而在激情状态下产生犯罪故意、进而实施犯罪的,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属于受到引诱而产生犯罪故意的,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犯罪手段影响量刑的主要根据在于其反映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而非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要充分发挥犯罪手段情节在限制死刑适用中的作用,在现阶段应当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其一,严格把握“手段特别残忍”的认定标准。其二,充分发挥犯罪手段温和情节对死刑适用的限制。其三,“碎尸”不应认定为犯罪手段特别残忍,不宜将其当成积极适用死刑的主要情节,更不能据此轻易排斥其他从宽处罚情节对量刑的趋轻影响。　　 危害结果直接体现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它从客观方面反映出罪行的轻重,对死刑的裁量具有重要影响。推进危害结果情节对死刑的限制适用,应当着重强调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力戒死刑适用“唯后果论”的倾向。其二,物质性的危害结果不是特别严重的,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三,危害结果的发生系存在介入因素的场合,应当慎用死刑立即执行。　　 第4部分是罪后酌定量刑情节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罪后酌定量刑情节一般情况下不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过却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状况和改造可能性大小。本部分重点探讨减少犯罪损失、认罪态度和民事赔偿这三个典型罪后酌定量刑情节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认罪态度情节对于死刑的裁量具有显著影响,充分发挥这一情节在限制死刑适用中的作用,可重点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其一,认罪态度好或者较好的,可酌情从轻处罚,不判处死刑或者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二,认罪态度一般的,也可考虑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特别是可以与其他从宽处罚情节一起共同发挥抑制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作用。其三,一般的认罪态度不好,不应作为适用死刑的积极情节；　　 减少犯罪损失情节主要包括抢救被害人、退赃等内容,充分发挥这一情节在限制死刑适用中的作用,可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应准确衡量抢救被害人情节之分量。其二,犯罪后积极抢救被害人的,一般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三,犯罪后一般性地或者消极抢救被害人的,可以补强其他法定或者酌定从宽量刑情节的分量,从而起到共同发挥抑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功效。此外,犯罪后积极退缴全部或者大部分赃款赃物的,一般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赃款赃物被全部或者大部分追缴的,亦可酌情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不能退赃的,应当分清楚情况,不能一概考虑从重处罚。　　 民事赔偿情况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承担具有重要影响,法院可以据此对被告人适当从宽处罚。要充分发挥民事赔偿这一情节在限制死刑适用中的作用,同时也为防止“以钱买命”等负面现象的出现,应当强调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理性确定民事赔偿适当从宽处罚的案件范围。其二,应从赔偿的数额、赔偿的态度和赔偿的时间等角度准确衡量民事赔偿情节的分量。其三,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其四,正视被害方不予谅解或拒绝接受赔偿时的死刑适用问题。　　 第5部分是酌定量刑情节竞合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死刑案件中量刑情节竞合的情况非常普遍,案件中多个酌定从轻情节竞合时,应在法定刑幅度内增大从宽处罚的分量,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中多个酌定从重情节竞合时,要注意考量整个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和各个酌定从重情节之分量,一般不宜作为适用死刑的主要事实根据。从量刑规范化着眼,要有效地解决死刑案件中酌定量刑情节逆向竞合时的适用问题,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要尽快确定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时的法定基准刑参照点,便于中级以上法院裁量死刑时参照；二是要对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典型酌定量刑情节进行必要的细化,进而确定其在不同情形下轻处或者重处的比例。立足于当前,案件中酌定量刑情节逆向竞合时,可以按照“先从重后从轻”的顺序对逆向竞合的酌定量刑情节予以适用,即根据基本犯罪事实和案件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确定基本刑后,先考虑酌定从重情节,确定拟判的最高刑罚,在此基础上再考虑酌定从轻情节,进而决定应判处的刑罚。虽然法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两者的表现形式不同,但从本质上看,其所反映或者具体体现的均是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它们所要达到的最终效果(即对量刑轻重施加影响)也是相同的,因而在量刑价值上可以通约。　　 第6部分是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适用的发展性思考。　　 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适用功效的充分发挥,除明确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适用的路径与方法、提炼出相关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适用的规则外,尚须在观念塑造、立法完善、司法改进和制度配合等四个方面作出努力。首先,应当尽力塑造“少杀、慎杀”、“宽容”和“重视酌定量刑情节”等有助于推进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适用的科学观念。其次,应完善刑法关于量刑根据的规定,并实现部分酌定量刑情节的法定化。再次,应逐步统一死刑适用标准、尽快出台典型死罪案件适用死刑的指导意见和积极推行死刑案例指导制度,从而为在司法层面上切实减少和严格限制死刑适用作出贡献。最后,应当健全和完善死刑案件缠诉、闹访防控机制和死刑案件的舆论引导机制,以减弱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适用功效发挥所受到的外部掣肘阻力,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社会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