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中国大陆（后文简称为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1979—1989）的科幻电影,发现仅有的六部科幻片中存在着无论视觉层面还是叙事层面都有关于“身体”（body）的母题。这些“身体”之所以易于被发现,完全归功于它们非自然的组织形式有着奇观、骇人的形态,似乎这些电影作为“科幻类型”的全部本体性的依据都发挥在了对身体的奇观构想上。这些身体在电影的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s）结构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叙事的结束也往往意味着这些非自然身体的被消灭。由这一具体现象出发,提出并试图回答关于八十年代中国科幻片的三个具体问题——为什么在八十年代后期（特别是围绕在1987年前后）会集中出现一批科幻片;为什么这些科幻片都存在着“身体叙事”;而为什么这些“身体”都是焦虑的。以考掘学（archaelogy）所坚持的主张,将研究视点聚焦在八十年代中国类型电影研究中的断层和缝隙中,挖掘出统一连贯的电影史书写下仍旧存在的非统一和非连贯。同时从具体问题出发,摒弃从主体性、意识形态或总体性的宏观理论（grand theory）驱使去建立理论,而是要打通电影美学、机制、社会-文化等学科之间的联系,让理论服务于文本,从而给予具体问题的具体解释。科幻电影作为一种认知陌生化和现代的文艺形式,它在中国的发展长期处于匮乏、边缘和消极的状态。从晚清时期经民国再到“十七年”,中国科幻文艺始终围绕着“现代化”预演性的描述,经历了“神话-恶托邦-童话”依次三个叙事上的主题和风格转变（事实上的叙事能力的阶段性退化）。直到八十年代,伴随国家推行新的现代化建设政策与伴随而来的新启蒙思潮,包括电影在内的科幻文艺出现了新的态势。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和1987年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大会”,一前一后激发了中国文艺的“科学主义”启蒙和科幻的“类型意识”,而此时中国科幻片呈现出以往科幻文艺中未曾有过的复杂性——科学性和幻想性对“现代化”描述,让位给了突显的“身体”和世俗世界的展示。这些世俗中的“身体”在科学-伦理、正常-异化、控制-反控制三个二元维度中展开激烈的戏剧冲突,形成普遍的焦虑和紧张感。而这些主要于1987年前后摄制的科幻片对“焦虑身体”的展示和处置,既是积累至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人们对建设现代化所承诺的部分诺言,特别是科学主义,的重新审视,又是对80年代末新启蒙内置矛盾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危机和思想破产的提前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