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权是指现代国家中社会成员在收入维持、衣食、健康、住房、就业与社会服务等方面所拥有的权益,它是公民社会权利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城镇非正规就业经济逐渐兴起和成长,同时城镇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化趋势也日益明显。女性在参与非正规就业过程中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难以保护和实现自己的福利权益,这对女性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性别不平等趋势。因此,有必要对我国转型期城镇非正规就业女性群体的福利权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在理论层面解释这一群体失权状况的深层次根源,并为相关的性别平等政策提供决策参考。本文从赋权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了转型期城镇非正规就业女性群体的福利权实现问题。本文主要针对非正规就业女性群体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两方面权益,开展了扎根理论的研究,重点在于分析非正规就业女性福利权受损的影响因素问题。在扎根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非正规就业女性群体福利权受损的理论解释模型,并提出相应的赋权性的社会支持实践模式。本文的研究发现如下:第一,非正规就业女性的福利权受损状况包括外在的福利权益受损和内在的个人无权感两个方面。第二,非正规就业女性的福利观念影响其福利权实现。转型期非正规就业女性的福利观念是一种社群关系本位的生存理性。生存理性是一种福利工具理性,它具有生计取向、比较取向和关系取向三个特征,这三种取向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互为建构的拟合关系。非正规就业女性的福利观念既有一定的价值普遍性,又有一定的历史性、时代性。这一生存理性的福利观念与西方的权利观念有着很大的区别。生存理性的福利观念形成非正规就业女性福利权实现的间接权能障碍,这主要包括:无权感的塑造;权利意识觉醒的抑制;维权行动的制约。第三,非正规就业女性群体的社会边缘位置影响到其福利权实现。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非正规就业女性群体受到来自国家、市场、社会和家庭的多重挤压和排斥,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被不断孤立和隔绝的社会位置使得这一弱势群体可掌控的资源和机会非常匮乏。非正规就业女性的边缘地位和资源匮乏造成其福利权利实现的障碍。直接障碍主要表现在福利的可及性方面,即个人和群体没有能力、机会获得所需要的福利资源。间接障碍则表现为非正规就业女性的维权能力不足和话语权限制两方面。第四,非正规就业女性的社会位置与其福利观念之间进行着双向持续的互动。这一不良互动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作用机制:压迫内化机制和劣势积累机制。压迫内化是一个福利观念内化的过程,它依次发生在经验习得、心理预期和认知改变三个层面。劣势积累则是指在生存理性的福利观念支配下,很多非正规就业女性放弃改变环境的动机和行动,这使得其劣势不断积累,其边缘地位出现固化趋势。因此,本文认为,社会工作者要建立一个性别赋权的社会支持实践模式,帮助非正规就业女性通过克服权能障碍,发展能力,获得权力和资源,从而实现福利权。在社会支持实践模式中,赋权性的介入内容主要包括自我赋权、集体赋权和政策性赋权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