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历史中从来就不缺少战争的参与，这一段的历史时间与空间中，中国的东北地域在日本殖民者的操控与清末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及其追随他的清遗老们的“合谋”下组成了具有特殊组织形态的“满洲国”。本论题主要考察的即是“满洲国”这一特殊“怪胎”在存在的历史阶段中，其文化系统的组织结构的“疆域化”与“再疆域化”过程是如何通过翻译文学这一形态表达出来的，进而讨论“满洲国”文化系统内部与外部的发生踪迹。因此，在考察过程中，本文主要以发表在日本资助的报刊上的翻译文学作品作为本文选取的实证对象。论证日殖民者试图改写文化系统编码流的特殊的语境下，满洲当局的文化政策与策略选择在外化的报纸上以何种方式显现出来，以及通过这一实证对象论证翻译者在特殊的地域中的心理嬗变与侵略者（或称殖民者）所要实现文化再疆域化的诉求之间的关系。本论文主要分为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绪言从学术研究的视角归纳出以往的研究者对“满洲国”文学形态的评论、立场、观念，并且力图跳出二元对立的窠臼，以多元的视角来确立出自己的论点;　　第二部分从地理学的视角考察中国东北地域的人种结构形成及其地域文化特质，进而探讨人种结构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考察中得到这样一种考察思路:进入近、现代的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人种结构，这片土地上居住的既有北方原住民的少数民族，也有在不同时期从内陆腹地到此的汉民，还有由于苏俄时局多种原因迁至到东北的白俄人，以及日本占领东北后殖民政策导向逐步移民的日本人，甚至还有由于多种原因迁至东北的一定数量的朝鲜人。而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惯习，在东北地域由于不同时期，身处不同地域的民众涌入、来往形成了东北文化结构的特殊形态，即具有文化的混杂性。基于东北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人种结构的不断变迁，已经形成了这一地域的多元化人种结构，而生存于这一地域之中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惯习，由此形成了东北地域特殊而复杂的文化交杂状态和不同于中原地域的文化形态。这些都为我们讨论现代中国在1932～1945年这一时期的东北原住民文化与殖民文化之间的博弈关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论证材料。　　第三部分，探讨殖民者在“满洲国”文化再疆域化过程中，单一文化身份的暴力书写踪迹。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地域后，面对多元的族群结构和文化形态，以何种方式对其原有文化编码进行破坏以及殖民者所要生成的殖民文化目标又在何处。以武力、强权为暴力特征的疆域化(territorialization)的殖民，构成了德勒兹与加塔利提出的概念“破除”固定用语“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或称相对应文化概念去符码化(decoding)，占领者进一步将占领地的系统重新建构称之为“再疆域化”(redeterrito-rialization)或称再符码化(recoding)。东北地区作为有着几千年文化的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文化身份与种群认同同内地没有任何差异。日殖民者的文化再疆域化过程，以何种强势的姿态对东北文化编码流进行重构，是本章具体要探讨的问题。　　第四、五部分，以1932年至1945年期间，受到伪满政府资助的日资报纸中副刊中，翻译文学为实证切入点，用这时期大量一手资料加以论证。其中第三章，主要论证日殖民者以报刊为表述言论话语的社会场域(socius)。殖民者有意识、有目的的选取翻译作品，如具有美化侵略战争以及殖民味道较浓的《麦田里的兵队》、《白兰之歌》等作品并加以大量的宣传，已达到在短时间内对东北地域文化编码流的重组的目的。在第四章中，论证了殖民者强权下原住民拒绝文化殖民的抵抗，在同样的报刊之上，却发出不同的话语言说，原住民知识分子用自己特有隐喻的方式，拒绝日殖民者给予的文化编码，即拒绝去符码化(decoding)，这些原住民知识分子在副刊登载的翻译文学作品选取上，更多的将关注的视野放在日殖民者禁止的国度作家作品，如高尔基的作品以及反法西斯作家作品上，这时期报纸上能清晰地看到刊出的印记。这两章节笔者主要着力对比分析，力图清晰还原当时文化系统的历史状态和文化语境。　　日本殖民者在“帮助”溥仪及清遗老们建立“满洲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自身的本土扩张计划，及其将中国东北地域变为日本殖民地的野心，在对“满洲国”进行去疆域化及再疆域化的过程中，殖民者企图用其单一的文化认同观念来改变殖民地原住民原有的多元文化结构组成。虽然日本殖民者短时间内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完成了再疆域化目的，但在文化系统的改造上并没有成功。相反，在这一过程中，被殖民的原住民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承袭以及对精神自由的吁求力量，使殖民者的文化强权机制在实行的过程中，反而引发了“满洲国”原住民乃至全中国民众的强烈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