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是一个经济迅速恢复、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用短短的三年时间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建立了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环境和秩序,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为新民主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在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又开展了“三大改造”运动,直至1956年最终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山西老区作为在战争时期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的贡献的地区,在新中国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下,经历了阎锡山统治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山西老区,其内部的经济、土地、产权、政治等各项制度也在发生着变革,而制度的变迁则极大的改变了山西老区的经济状况。尤其是老区的农村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制度变迁理论为深刻认识山西老区乃至新中国的制度变迁带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制度内含着一定的激励机制,整个制度结构在社会与经济间促进探索、实验与创新的程度上将起关键作用。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法律、规章、契约等有形的在国家或组织强力作用下实施的,非正式制度是价值观念、伦理秩序等在社会舆论和社会成员自律的非强力作用下实施的。制度变迁则是制度的替代、转换的过程。土地改革是一场经济变革,是选择变更经济制度以促进技术变迁这一做法的开端,为后来农村的制度创新与变迁铺设了一条新轨道。因为土改时,经济并无明显发展,这种情况下的制度创新就出现了人为强制的色彩,从而难以与既有的制度资源相协调。土改有一个明显的思路就是使拥有较多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而其显现出的另一个趋势就是地权安排上实现了由竞争性地权向替代性地权的转变。加之土地改革是国家进行全国性制度变迁的一场初战,国家要通过给予一般农民土地财产,成功地介入经济领域,并由此找到与农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共鸣点,使一系列后续的制度变迁顺理成章,土地改革只能变成一场国家入主的强制性变迁。合作社是劳动者在合乎国家法律的前提下,遵循合作社原则实现劳动的联合和资本的联合,通过资本的集中运营和劳动的分工协作、采用按劳和按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以改善劳动者经济状况的经济组织。而把合作社局限于劳动的联合中是一种认识的误区,是把合作社等同于社会大生产的一个部门,而不是相对独立的、存在内部经济利益的经济组织。在任何社会经济制度下,任何形式的生产要得以进行都必须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这两个基本要素结合起来,劳动的联合必然要求生产资料的联合为基础。在我国农业集体化后,将财产收为公有,分配制度也陷入平均化,就使公有产权下的合作制度效率低下,最终只能被抛弃。建国初期山西老区的经济发展正是伴随着老区一系列的制度变革而发生的,而老区的制度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又和新中国的制度变迁是一体的,而国家、政府则在建国初期的制度变迁中起到了主导的作用。山西老区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虽和全国的情形具有同一性,但山西老区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也具有其特殊性。一方面从互助组、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家的强制作用日趋增强。另一方面制度变迁主要服从于国家工业化目标和主流意识形态灌输,而不是初级行为主体与其收益的实现和增加。同时以一种新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去替代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并使正式制度安排的创新与新的而不是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相适应。进而通过对山西老区与山西新区以及不同经济制度条件下的制度变迁历程进行比较,不但可以进一步总结得出山西老区经济发展制度变迁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还可得出山西老区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制度变迁是一个互补替代的复杂过程,互补性应成为制度变迁的必备特征之一,因为制度变迁单纯替代的成本较高。全盘替代的制度变迁有着比之互补制度变迁更高的成本,而合作化时期正式制度安排和能降低其费用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都处于替代性变迁中,其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就必然要大受影响。最后通过制度变迁理论对山西老区经济发展的全新审视,从而最终总结建国初期山西老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为今天山西老区经济的发展及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1949-1956年的山西老区经济制度变迁,从总体上讲,是一场强制性制度变迁,国家是这一场制度变迁的决策者,国家为了实施工业化战略、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用政策直接导致了合作制度向公有化的加速转变,而农民的私有财产则被层层剥离,其长期信奉的观念、传统和习惯也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抛弃,而代之以对新建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合作社也日益偏离了兼具公平和效率功能的组织特征,合作社内部已经涌现出的实施机制失去了创新的可能。山西老区的经济制度变迁表明了,制度变迁不能仅局限于农业领域,要实现初级行为主体的潜在收益,即增加收入并进而实现国家的租金和产出最大化目标,就必须改变农业的劣势状态,使农业通过进入流通领域加入市场,使农业和农村通过建立工业以实现对各产业平均利润的分割。这就要求延长农业的生产链条,实现贸工农、产加销的一体化,从横向上扩大规模,以改变劣势,通过交换的扩大以增加收益,建立市场体制并实施比较优势战略,不仅是山西老区经济制度变迁已经证明过的,而且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