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批判了现代性——提出了流动的现代性概念后,把这种现代性对应称为坚固的现代性——的秩序野心。在现代性下,知识分子作为立法者存在,“知识/权力”的结盟赋予了现代性以巨大的力量,也彻底激发了现代性的雄心,其首要的就是对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和追求。正是这种追求,使得大屠杀成为可能,现代性是大屠杀的必要条件。分类是寻求秩序的手段,但混乱也同样是分类的孪生儿,矛盾性是现代性的副产品。作为陌生人的犹太人,特别是他们中的精英,深刻地体察到了这种矛盾性。与现代性的其他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话语的比较可以看出,鲍曼基本上是把现代性作为启蒙来批判的,注重伦理道德维度是其理论的重要特征,也导致了对后现代伦理道德的关注和研究。鲍曼在批判了现代性后,曾对后现代性倾注了很大的热情。他从知识分子角色、思维状态和社会形态三个方面阐述了后现代性的含义。知识分子角色已经由立法者变成了阐释者;后现代性思维状态是一种建构性的毁坏;后现代社会形态已经在诸多重要方面完全不同于现代,是一个具有自身特征的独立时代。鲍曼认为虽然知识分子失去了立法者的作用,但我们不应满足于做一个阐释者。同样,社会学不应该仅仅是模仿社会,还应该解释社会,所以鲍曼不满于后现代社会学,提倡建立一种后现代性社会学,用一套不同于现代性的新范畴来解释当今社会。鲍曼认为后现代社会虽然出现了伦理危机,但却为道德的复兴提供了机会,根据列维纳斯“为了他者的责任”,鲍曼提出了自己的伦理学主张,认为要赢得道德的复兴,需要个体和社会(特别是政治)的共同努力。鉴于多方面的考虑,鲍曼后来完全用“流动的现代性”概念取代了“后现代性”概念,并在流动的现代性议题下,详细地分析了当今社会状况。消费主义是描述当今社会的一个核心概念,当今社会已经是一个消费者社会,而非坚固的现代性下的生产者社会,消费在各个层面型塑了人们的生活。全球化是影响人们生活的另一个重大社会现象,鲍曼认为全球化主要是经济的全球化,政治不仅没有全球化,反而地方化了,地方政治把许多权力交给了全球性的流动力量,政治沦落成了经济的地方警察。消费主义和全球化产生了一个共同后果:日益加剧的个体化。生活成了消费者的选择,他们也必须承担选择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于政治丧失力量,公共问题难以形成,私人问题侵入公共空间。当今社会的共同体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不仅无法解决问题,有时还是造成问题的根源。社会的流动性带来的是不确定性、不安全性和不可靠性,而个体成了它们的主要承担者,这给个体造成了普遍的焦虑和不安。鲍曼认为要解决流动的社会中的问题,主要途径是通过重建“私人/公共”空间,恢复政治权力,他提倡一种新的共和主义。并且作为全球问题,应在全球的层面上得到解决。通过对波德莱尔现代性概念的追溯,可以认为,鲍曼对坚固的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的批判,是对现代性的矛盾的两面的批判。所以,与其说鲍曼是一个后现代性理论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现代性理论家,只是,他做的是对社会的持续批判,这是他给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己规定的任务,也是他给社会主义下的定义,所以他愿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而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