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翻译学界的“文化转向”以来,围绕译者这一重要角色所做出的的研究取得了极大的发展,而译者主体性则是其中热点话题之一。因此,本文选取美国社会学家Gary G.Hamilton（韩格里）翻译的《乡土中国》为案例,以勒弗菲尔的操纵改写理论为主要理论框架,对译者韩格里在翻译此书过程中的主体性发挥情况进行了描述性研究。基于本文的文献综述,作者发现,译者的主体性的定义可以归纳为两个基本要素:（1）主动性,其指译者对原文进行重写和对译文进行操纵的能动性和创造性;（2）受动性,其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受到多种制约因素的操纵。基于该定义,作者认为,勒弗菲尔的操纵理论与译者的主体性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且其对译者主体性研究有很强的指导性意义和实用价值。第一,勒弗菲尔的对改写的正面评价肯定了译者主体性定义中的主动性。第二,勒弗菲尔操纵理论为后续的研究归纳了具体的三类操纵因素,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其为译者的受动性研究指明了方向。第三,勒弗菲尔强调译者在受到操纵因素的制约下,仍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实现反操纵。这与本文所研究的译者主体性内涵不谋而合。基于此理论框架,本文具体分析了韩格里在翻译《乡土中国》过程中面临的制约因素,以及韩格里如何在制约因素的操纵之下,通过发挥自己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实现反操纵。本文研究结果如下:第一,在《乡土中国》的翻译过程中,韩格里受到的最大的制约来自于诗学层面的操纵,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层面的操纵相对较少。为了对抗诗学的操纵,韩格里不得不对原文进行大量的改写。赞助人因素也对该书的翻译起到一定的限制,但是韩格里选择了顺应赞助人的操纵。第二,作为一名社会学家,韩格里选择翻译《乡土中国》一书是其主体性发挥的最直观体现。第三,在翻译过程中,韩格里的主体性发挥主要体现在采用归化作为主要翻译策略,并通过增补、删减、释义、重组、加注等技巧对原文进行了大规模改写。此外,韩格里在文内使用了大量的脚注,并在开头和结尾都添加了非常详尽和仔细的介绍和结语。因此,即便在面临多种因素的操纵之下,韩格里仍然充分的发挥了自己的主体性,实现了对译文的反操纵,很好的完成了翻译任务。本文是翻译学界最早一批对《乡土中国》英译本进行研究的论文。作者希望本文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为译者主体性的深入研究起到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能够对《乡土中国》这一类社会学书籍的翻译实践和研究起到些许帮助,使这类书籍更好的走出国门,使海外读者可以更好的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