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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自19世纪问世以来,一直作为缓和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方式使得公司管理层与公司价值联系更密切。但盲目跟随潮流忽略自身需求地使用股权激励势必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比如微软公司和花旗集团取消股权激励计划的实行,安然、世通等公司由于滥用股权激励而暴露出各种丑闻。本着促进经济发展和完善企业薪资制度的原意,股权激励逐渐沦为高管自身谋福利的手段。因此对于股权激励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金融、会计、管理各界都给予广泛的关注。股权激励的研究发展至今已不胜枚举,大多文献研究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研究仅考察股权激励强度这一要素对于公司绩效影响的显著性,忽略了方案中高管激励占比、行权条件等其他重要要素。同时由于股权激励实施效果具有跨期性和持续性,学术界缺乏对实施效果滞后效应方面的研究。基于上述目标,本文对实施效果的研究包括方案要素实施效果和滞后效应研究两部分,分别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回归和差分GMM方法分析股权激励实施效果。本文选取2009-2017这9年内所有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股权激励方案作为初始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得到以下结论:关于股权激励方案要素的实施效果研究,将全样本分为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两个样本分别研究,各要素表现出不同的激励效果。(1)限制性股票模式的有效期要素与实施效果之间存在区间效应,拐点处的有效期为5年。高管激励占比要素与实施效果表现出负向影响。股权激励强度越大,行权条件越严格,授予价格折价率越高,限制性股票激励的实施效果越显著。(2)在股票股权模式下,激励强度的大小与企业绩效负相关,增加高管激励占比能增强企业绩效,有效期和行权条件要素对实施效果未产生显著性影响。(3)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存在滞后效应。其中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的净资产收益率都对当期的净资产收益率产生负向影响,当期和滞后一期的总资产周转率与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性。本文的研究倡导公司可持续发展,因为当期的表现与未来的企业绩效息息相关,此外为使股权激励效果高效发挥,本文建议制定严格的股权激励解锁条件,推荐使用限制性股票模式并协调激励分布对象结构,最后企业应组合适应自身发展的股权激励要素,量身定制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