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全球价值链在给中国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显著增加了中国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中国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导致全球价值链嵌入带来的经济收益与碳排放成本比例失衡,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低碳发展。因此,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背景下,如何有效控制发达国家的碳转移,提高中国地区和行业碳生产率,是实现中国经济低碳转型关键所在。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碳排放与碳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影响效果如何?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首先理论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碳排放及其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并构建相应的理论模型;然后,基于投入产出法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整体及行业碳排放的影响;最后,从地区和行业两个层面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碳生产率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环境规制效应和低端锁定效应）影响中国碳排放与碳生产率。全球价值链嵌入提高了中国碳排放,其中,发达国家对中国的高碳技术转移程度越高,中国的碳排放水平将会越高。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碳生产率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相对碳排放税率的大小,还取决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高碳技术转移程度以及中国对发达国家低碳技术的吸收程度。（2）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总体来看,1995-2009年期间,中国出口隐含碳较大的国家依次为美国、欧盟以及日本,三者之和约占出口隐含碳总量的三分之二。中国出口隐含碳占中国生产侧CO₂排放总量的25.56%,即中国近四分之一的国内生产碳排放是为了满足国外中间品和最终消费需求,而进口隐含碳占中国消费侧CO₂排放总量的7.86%。从行业结构来看,能源工业和重制造业出口隐含碳占比相对较高,分别由1995年43.23%和37.82%变为2009年的59.14%和27.03%。其中,能源工业部门中的电力、燃气和水供应行业的出口隐含碳占比最高,2009年达到53.82%。从单位国内增加值的出口隐含碳排放来看,1995-2009年间,中国单位国内增加值的出口隐含碳排放整体呈下降趋势,但仍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是中国单位国内增加值出口隐含碳排放水平最高的行业。从行业出口隐含碳驱动因素来看,1995-2009年间,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增加了91599万吨,其中,能源强度、出口规模、行业间前后向关联是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的重要影响因素,能源强度始终作为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下降的首要因素,出口规模是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增加的首要因素。（3）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省级碳生产率的影响。2000-2015年间中国省级碳生产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差异明显,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碳生产率呈现“波动变化——缓慢上升——快速上升”阶段性特征。从空间格局分布来看,中国各省碳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和集聚性。从空间效应来看,由四种不同空间权重矩阵设定得到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对中国省级碳生产率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且数值差异较小,表明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能够显著提升所在省份碳生产率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内溢出效应。除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外,其他三种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的空间滞后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显著提升了邻近地区碳生产率,存在显著的区域间溢出效应。从控制变量来看,提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效率也能显著提升地区碳生产率。（4）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碳生产率的影响。从嵌入程度来看,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碳生产率。其中,提高由发展中国家引致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多次进入国界的国外增加值率对中国制造业碳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明显。这说明提升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关联和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制造业碳生产率的提升更有效。从嵌入地位来看,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与中国制造业碳生产率呈U型关系,即只有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越过门槛值后,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才会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碳生产率。中国制造业只有由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向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转变,由中间品加工环节向研发设计和营销服务环节转变,实现“质”的飞跃,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才能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碳生产率。从行业异质性来看,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地位对中国制造业碳生产率影响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高技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对行业碳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低技术制造业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对行业碳生产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本文创新在于:（1）理论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碳排放及其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与现有文献将国际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不同,本文结合全球价值链嵌入特征和碳排放影响因素,加入低端锁定和环境规制效应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碳排放及其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与Benarroch and Weder（2006）和Swart（2013）研究不同,本文基于中间品贸易和两阶段生产视角,增加了发达国家的高碳技术转移程度和中国低碳技术吸收能力,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系统揭示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碳排放及其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为后文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2）从增加值和隐含碳视角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与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双边贸易模型不同,本文基于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GMRIO）模型,分析中国贸易隐含碳的区域和行业现状,结果更为准确,为中国参与全球碳减排谈判提供数据支撑;同时,与现有文献仅从国内增加值或出口隐含碳单方面研究不同,本文基于增加值框架构建单位国内增加值的出口隐含碳指标,分析中国出口的碳排放成本;并采用结构分解方法对中国整体和行业出口隐含碳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解,找出了影响中国出口隐含碳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为全球价值链嵌入下中国经济低碳转型提供政策依据。（3）基于空间计量视角和增加值分解框架分别实证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地区和行业碳生产率的影响。现有文献忽略了区域间要素流动可能产生的空间相关性,本文从空间计量视角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地区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避免传统计量模型设定偏误,为我国地区协同减排政策制定提供经验依据。此外,以往研究仅以垂直专业化指数衡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本文基于增加值分解框架,测算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地位,并从增加值来源和跨国界次数视角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进一步分解,克服传统贸易框架对增加值重复计算以及不能区分增加值来源及跨国界次数等缺陷,深入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碳生产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