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涉外民商事诉讼中,对域外证据的适用采强制性领事认证制度,该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对涉外民事诉讼中域外证据的认定有积极作用,但其也暴露出诸多弊端。本文以比较法的视野,在与国际法与域外法相互观照的基础上,对我国域外证据强制性领事认证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分为如下四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我国域外证据领事认证制度的现状。我国域外证据领事认证制度的适用范围是在涉外民商事诉讼中当事人提交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对域外证据判断采“形成地”标准。域外证据进入我国法院的民事诉讼程序,需要经过证据所在国公证机关公证,由所在国外交部或有权办理领事认证的机构进行所在国领事认证,并由中国驻该国大使馆或总领事馆（领事馆）进行领事认证的步骤。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确认了域外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与证明力。第二部分在国际法和域外法的视野下对域外领事证据认证制度进行考察。无论是《关于取消要求外国公文书认证的公约》（通常简称《海牙取消认证公约》）,还是以西班牙为代表的国内立法,都呈现出从强制性到非强制性认证,从纸质认证到纸质认证与电子认证并存的域外证据认证制度的发展趋势,这为我国域外证据领事认证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第三部分对我国域外证据领事认证制度进行了反思。我国域外证据领事认证的强制性要求具有不合理性,体现在特殊种类的证据因缺乏可公证性而无法认证、当事人举证负担过重以及出现领事认证的证据免于庭审质证的现象。基于域外证据形式真实性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以保证、应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负担以及域外证据的庭审质证环节不容忽略等理据,我国应该取消对域外证据领事认证的强制性要求。第四部分提出了我国域外证据领事认证制度的发展对策。无论从对外交流的角度,还是涉外民商事诉讼审理的角度,在国际趋势下我国加入《海牙取消认证公约》,取消强制性领事认证,采用附加证明书制度都是必要的。而我国已加入的相关公约与双边协定、趋于成熟的公证制度与完善的国内法都为公约的实行提供了可行性。同时,基于域外证据跨国流动上的效率与适用上的安全,我国应采用电子认证制度。在现行法律、技术与相关实践的支持下,建立电子附加证明书与电子登记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