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在分期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徐渭散文的特色及其历史渊源，并在中国文学史和明代文学史上的坐标上，对其意义和地位作了重估。本文的核心论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以46岁徐渭被褫夺诸生籍为界，其散文可分为“诸生期”和“山人期”前后两期。这是因为，身份的改变引发了徐渭前后两期在思想心态、情感基调、创作目的和审美趣味四个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清晰地反映在其散文创作中，而且最终引发了其散文风格从前期“郁勃”向后期“颓放”的转变，这一转变为两期分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二，徐渭散文的情感具有尖锐性、深邃性和真实性三种品质，其形式则在古奥语体、网式结构和短截体制三个方面表现出鲜明特色，这些情感与形式的矛盾运动又造成了其散文富有张力的审美个性。 第三，从徐渭散文对传统散文的借鉴来看，秦汉文对其特色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古奥语体和精神气质两个方面，唐宋文对其特色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结构技法方面，相较而言，秦汉文的影响是主导性的，而唐宋文的影响则是非主导性的。 第四，从中国文学史的视角看，由于受载道使命的重压，也由于词、曲等新的抒情文体后来居上，唐宋以来，传统散文语体的抒情功能和个人情感得以表现的合法空间日益萎缩，因而传统散文成为最为保守也最缺少生机的文体。徐渭把激烈的真实的个人情感重新放回传统散文语体之中，具有接续秦汉散文自由抒情的伟大精神、复活传统散文语体生机的重要意义。从明代文学史的视角看，徐渭散文“重古、重法、重情、重真”的理论与以前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的散文理论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但是他在创作实绩上实现了对复古派的超越，补救了复古派理论有余而实绩不足的偏失；徐渭师古与师心、学古与变古相结合的散文实绩以榜样的力量开启了公安派对自身理论与实践局限的反思，引导了其散文风格从“轻丽浮廓”向“气沉法严”的转变，也进而引导晚明散文创作走上了心与古、学与变相结合的正确道路，因而徐渭又是明代文学史上“上救复古派之偏，下启公安派之变”的枢纽人物。 本论文共四章，约二十万字，其中正文约十六万字，附录约四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