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的兴起”脉络中,十八世纪早期小说以“真实”为宗,始自笛福,较之前的史诗和传奇获得了更多的现实性,更注重对个体自我与物质世界的描摹。笛福与斯威夫特皆是当时积极的政论家,后者尤长于以讽刺的机锋借人物之口影射时弊。理查逊以书信体引“虚构的真实”之风,促成宏观历史叙事向个人生活和内心书写的转变。菲尔丁则开“喜剧史诗”之先河,以反讽笔法作传。尝试考察1719-1749年间笛福、斯威夫特、理查逊及菲尔丁九部小说作品中的财产书写问题,剖析财产在人物命运里的作用,以及对人物性格的影响。小说人物形象的命运与财产持有情况紧密相关,而人物性格也被财产所映照或擘画。事实上,学界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研究中,各类主题的研究时有涉及财产问题,但尚未有专论十八世纪英国文学财产问题的著作。因此,该时期英国小说中的财产书写问题很值得研究。首先讨论小说文本呈现的“不动产到动产的游移”特征;以此追溯西方文学传统中的航海与流浪梦想,追索鲁滨孙无意间的“陆地与海洋”发问;回望其时英国的政治经济难题、宗教改革积弊以及文本内外所透显出的垦殖动机,反思近代英国的崛起逻辑与财产形式变迁的关系;落脚于格列佛漂泊到大人国被游街展览时所包含的现代资本权力关系分析。由此回应动态变化的财产书写。进而讨论所塑造的新的社会关系对人的个体生存状态的影响,以及对人际关系的扭曲。小说中社会腐败,利令智昏的情形,与作家们的现实生活状态并无二致。作家本身以及他们笔下的人物,都分别演绎了商人与政府的互讽。紧接着,通过对失去了风度的“非绅士”英国先生们人物群像的分析,提出其时英国新兴阶层内涵的扩大和流动,暗藏着品性流俗的隐忧。这种隐忧在算计本色尤甚的摩尔·弗兰德斯身上得到应验;乃至在克拉丽莎、索菲亚等美德女性的追求者身上也时有流露。尔后由人物处境而深究其内心状态,重新回归变动中的财产书写,从小说创作的角度剖析财产意识的萌芽与流变;同时从财产书写的角度来重审“小说的兴起”脉络。社会传统对人的定位被财产瓦解,现代人通过财产的占用及占有来确证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其存在与财产相互依赖。动产形式影响了文学书写样式,对小说人物而言,书写即存在,财产、书写与存在相互言说。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写法呼应心理现代性的开端,提供了窥见心理意识流动的窗口;也展现了人物主体通往财产客体并将其吸纳,受其影响的动态过程。主客体统一同时显现出人与财产互相投射的关系,将文本内外人事交游与财产积累并置,合在一起方能互相确证二者的意义。最后对本文提出的“动产”概念进行总结,指出其具有流动性、巨量性、增殖性、不稳定与风险性的特点,正是这种不安全感、动荡感加剧和推动着人们疯狂地追求刺激;越是投入,财产越是巨量流动,循环不息。九个小说文本之间颇有勾连,作家群体内部也时有论争。其间互文关系同时在文本与社会历史背景的作用下交织,因而来自十九世纪的简·奥斯汀的讽刺之语“人即财产,财产即人”的互文性表述成为分析英国现代早期小说的恰当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