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有名的诗人之一,同时也是当时最重要的诗歌译者之一。在郭著章的《翻译名家研究》一书中,徐志摩被评价为是二十世纪初以来从事翻译事业的十六位重要译者中的其中一位。徐志摩的翻译不仅为他自己的创作提供了养料,更为中国新诗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是,长期以来,他作为诗歌译者的身份却无法与他作为诗人的身份相提并论。就对徐志摩的研究来看,对他诗歌创作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可对他诗歌翻译的研究却寥若晨星。即使在这些屈指可数的评论和研究之中,也多是出自语言学层面,属于以原语为指向的评论模式,是将其翻译作为一种独立于社会、文化语境的独立实体进行考察的。然而,每一种翻译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由于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不同时代的译者有不同的翻译目的,他们会采取各种翻译策略对原文做出这样那样的调整或改编,以适应自己翻译目的。因此,基于语言学层面的以原语为指向的研究方法是有欠缺的,不可能客观、公正地解释徐志摩的翻译现象。近年来,西方的一些以译入语语言、文化为指向的翻译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读徐志摩翻译的新视角,为我们进一步加深理解这种翻译现象提供了可能。吉迪恩·图里就是这一领域最为出色的学者之一,他的翻译理论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上的,即翻译是一种受规范约束的行为。图里将“规范”从一个规定性的概念扩展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他认为作为受规范约束的翻译不是一个固定的而是一个可变的概念,因为随着规范的改变,翻译也会发生变化。作为目标文化中的一种客观存在,翻译是受文化、社会、历史等许多变量制约的。图里翻译规范是以译入语为指向的,因此为了能使译文被译入语体系所接受,译者需理解和迎合译入语体系中固有的规范,并制定合理的变通策略,从而突显了译者的主体意识。文章以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为框架,将徐志摩的翻译置于当时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从起始规范、初级规范、和操作规范三个层面对比原著和译文,探讨了当时的翻译规范与徐志摩对文本及翻译策略的选择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方面说明规范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对作为行动主体的徐志摩的翻译活动是具有约束性的,从而揭示出徐志摩做出特定翻译选择的历史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徐志摩自身对规范的理解与迎合及由此而做出的各种选择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意识,从而强化了译者的主体地位。笔者希望通过这种历史的、描述性的研究揭示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对其翻译活动的影响以及其自身在翻译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从而给这位兼具译者身份的天才诗人一个更全面、更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