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自媒体的广泛传播,传统规则下的治理边界正在被打破,治理变得更加复杂。以权责清单、负面清单等为代表的清单管理制度,作为我国公权力运行“可视化”工程,正在试图以简单明晰的方式,回应治理边界性问题。这些清单制度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且往往在国家治理实践中被“打包”提出,已经掀起了一股清单治理的“浪潮”。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全文中“清单”、“清单管理”和“清单制度”分别作为关键词,出现了19次、5次和4次。可见,至少在未来一个中长期内,我国仍将持续借力“清单”这项工具推进治理的现代化。然而,从学术研究层面看,相关研究起步并不久,尚可能落后于实践,整体讨论清单治理这种新兴治理模式的研究更少。那么,从政策过程的视角看,清单治理是基于什么样的政策背景,而在我国兴起并成熟完善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加快学术讨论以弥合实践与研究之间“鸿沟”的需要,更是在清单治理领域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需要。为此,本文分别采用描述、解释、探索三种研究方式,对清单治理的政策议程启动、政策共识达成、政策绩效提升三个关键的政策过程环节进行分析。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本研究第2章基于对共性的把握,指出“清单治理,以权责清单制度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等实践为代表,是指在公共领域,为解决主体权责不清晰、行为边界模糊的问题,以清单为治理工具依法、明确、公开地对主体权责、治理方式、治理依据等治理要素实现目录式集成,从而实现政府主导下的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参与的治理实践”。总结而言,清单治理至少具有法治性、整体性、协同性和操作性等特征。为构建分析清单治理政策过程的分析框架,笔者结合清单治理政策过程的实践,在借鉴国内学者关于共识达成以及政策绩效考察研究的基础上,对多源流政策分析理论框架（MSA）创造性地进行了拓展,形成了一个“动议—共识—绩效”的分析框架。作为政策过程分析的起始,本文第3章首先分析了清单治理政策动议,即对“清单治理是如何被提上政策议程?”进行回答。笔者借助多源流理论进行了一个描述性的研究,发现:政府、市场、社会“权责不清晰、行为边界模糊”这一政策问题,长期制约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随着我国政府职能深刻转变,新的治理语境出现,使得政策问题被进一步识别。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建设,则作为焦点事件,将具有创新价值的清单制度推上我国的治理舞台。随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政策之窗”打开,清单治理则被我国最高领导人集团提议进入了改革方案之中,实现了政策议程的启动。而政策过程是一个可能存在“往复”的过程,政策议程的启动并不表示政策正式形成。为了解释政策是如何正式形成的,笔者在第4章从政策共识达成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随着政策共识的达成政策才得以正式形成。为此,笔者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为典型案例,通过质性分析手段,研究了政策议程启动之后政策成型中的共识达成过程。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我国“从无到有”,酝酿于相当的模糊政策环境之中。在政策成型过程中,纵向间、横向间政策主体的意见分歧客观存在。纵向间,地方与中央双方意见共识的达成,经由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路径完成。中央自上而下通过顶层设计,将制度的总体蓝图进行设想;地方则自下而上,将自主探索以及试点试验的经验向上反馈。随着两条路径中,意见不断地“上去”、“下来”碰撞,双方共识从模糊逐渐聚焦,并最终完成纵向间的意见收敛、达成共识。横向间,通过“开门”和“磨合”的方式,实现了意见收敛。改革主导部门通过“开门”,把来自专家、行业协会、市场主体等政策咨询方代表的意见“请进来”,并“走出去”主动调研了解改革实情。而在部门横向意见磨合出现困难之时,往往是通过上层的介入,推出一种“统一标准”、出台一种“顶层设计”,来保证意见的收敛。作为本文政策过程分析的最终落脚点,笔者在第5章回归到政策出台的最终目的,即产生政策绩效。在相对缺乏研究支撑的现状下,为了探索性地对清单治理绩效如何提升进行回答,笔者基于样本地区的实地问卷调查尝试性地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结合当前清单治理的已有实践,笔者认为:对于清单治理而言,其政策绩效的直接表象,即是“公共问题中权责不清晰、行为边界模糊”得以改善,这与清单治理的特征息息相关;而清单治理作为一种治理创新,其绩效的出现也不能忽视政策共识的作用。基于这样的判断,研究构建出清单治理特征、共识与绩效的理论假设框架,用以探究清单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研究根据问卷调查获取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1）清单治理整体性、法治性、协同性对清单治理绩效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均显著存在,其中清单治理整体性对绩效的作用系数最大,是实证考察发现的关键影响因素;（2）相比较于清单治理的整体性,法治性对于纵向共识则更加重要,说明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列单,能够有效地解决清单治理作为治理创新的权威性问题,从而有效促成纵向主体之间共识的达成;（3）清单治理协同性可以提升地区部门间的横向政策共识水平,这作为纵向共识的基础之一,最终可以对清单治理绩效提升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根据以上分析结论,为提升我国清单治理水平,研究建议:（1）聚焦治理目标,创新清单治理应用场景;（2）进一步凝聚共识,推进关键领域深入试点;（3）顺应治理趋势,凸显清单治理关键特征;（4）加强清单衔接和制度配套,构建清单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