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的杂文论争既体现出杂文家的创作追求也反映出创作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要不要杂文,要什么样的杂文,怎样创作杂文”是建国初期杂文论争的焦点,这些论争最终又以要什么样的杂文(既符合时代特征又不失杂文固有传统)为理论诉求,杂文家和理论家以报刊为阵地各抒己见,构成了建国初期杂文论争的两次高峰。新中国杂文的曲折发展,受到时代的洗礼同时也拷问着作家的灵魂。《三家村札记》作为建国初期的杂文代表,在传统杂文中注入了大量的时代因素,最终完成了一条具有时代特色的杂文创作道路,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种“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杂文创作理念与实践正是两次杂文论争所追求的典范。深度探究《三家村札记》,可以发现其“平实直白”的艺术特征之中暗含着丰富的深层动因,不只是作家的生活经历及“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的直接影响,更有着时代规训方式的多维投射。六十年代初期的杂文创作以专栏杂文为主,杂文创作园地的限制与读者群的扩大对杂文创作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而出于政治目的对杂文进行牵强附会的批判给新中国杂文最为沉痛的一击,使其仅有的一点微光也淹没在扭曲的光明之中。新中国杂文不只有“鲁迅风”杂文,更多的是必然为历史所淘汰的“模式化”倾向严重的短命杂文,造成这种形态的具体原因对当下的文学发展仍是长鸣的警钟。然而不应忽略的是:新中国杂文作为“十七年”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汇入杂文创作传统影响着“新时期”杂文思想流向的同时,又有超越文本的意义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