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由于制度遗产以及改革模式的渐进性等因素，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变过程仍然举步维艰，而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是农民工队伍中市民化过程最为迫切，同时也是比较容易融入城市、被市民化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市民化是改变其“边缘化”现状的客观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以及影响因素，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本文结合已有的研究和理论，首先提出3个假设：假设人力资本、家庭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有正向影响，外在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有负向影响。　　其次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和内涵作为切入点，构建了市民化的指标体系，选取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3个一级指标，并进一步降维为职业状况、经济收入、居住条件和社会保障、社会网络资本、社会参与、自我身份认同、城市生活满意度和未来打算9个二级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进行了量化，并基于河南省的实地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数据，测度出该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已经超过60％，处于中市民化阶段：其中，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最高，已经接近70%；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市民化水平相当，分别为56.67%、57.90%，处于中等的水平。进一步通过对数据的描述性分析来定性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发现经济层面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并不低，但是单位性质的不理想以及住房条件的低端直接拉低了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层面的市民化水平；社会层面中，因为参与选举等政治活动以及志愿者活动的新生代农民工较少，不到两成，直接拉低了社会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心理层面中，虽然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比较满意也愿意长期生活下去，但是意识上仍然觉得自己并不是市民，市民意识有待提高。　　再次以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3个一级指标作为内生潜变量，相应的9个二级指标作为观测变量，以年龄、受教育水平、参加技能培训次数、外出务工时间、外出类型、家庭条件、所在城市（城镇）发展水平、户籍制度阻碍等共计14个可直接测量的协变量作为外源潜变量构造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得出结论：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高，参加技能培训次数越多，外出务工时间越短，家庭成员越分散，家庭条件越好，所在城市（城镇）的发展水平越高，户籍制度阻碍越小，市民化水平越高。而就业准入制度阻碍、公共财政制度阻碍、社会保险制度阻碍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影响并不显著。　　最后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应选择按步骤、分阶段的路径，并在近期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意识、改革教育制度，增加技能培训等为主，中期主抓户籍制度改革和完善住房保障制度，远期注重发展城市(城镇)经济，提高城市容纳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