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批评呈现繁荣景象,政治领导者将对“鲁迅文学批评”的整合贯融在文艺政策和政治话语中,鲁迅纪念中频繁出现的“民族魂”等关键词,可视为对“鲁迅文学批评”进行整合的结果；延安文人在1942年的杂文创作流中承继了“鲁迅文学批评”中的批判精神。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对“鲁迅文学批评”的转化已脱离了它在原来时代语境中的涵义,完全服务于政治领导者的政治功利性目的。鲁迅无产阶级文学批评立场的建构和强化为中共文艺政策的转化提供了开端和支撑。鲁迅杂文笔法在毛泽东《讲话》中受到限定与转化,可见杂文文体在解放区所经历的从繁荣到没落的演变是一种受权威话语言说所规训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引导下的关于文艺服从于政治的批评理论话语,是一种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属性的政治权力话语。在整风话语的营构和对王实味的批判中,“鲁迅文学批评”被纳入符合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化体系。作品批评实践层面的转化,在作品批评模式和作品题材主题的转化上得到了体现。毛泽东对鲁迅杂文中的文学批评思想,存在着一种介于削弱和利用之间的复杂心理状态。“鲁迅文学批评”被动进入解放区并在毛泽东《讲话》发表之后逐渐受到意识形态的规训,对它的言说和阐释已经愈加远离其文学批评体系的本真理路和内涵。毛泽东将“鲁迅文学批评”纳入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范畴之中,在客观上达到了树立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率以及建立自身话语权威的目的。在意识形态的强力规训下,“解放区文学批评”不仅为当时的文艺界提供了有效的整肃规范,也为之后的“十七年”文学批评提供了用以继续规范价值的合法性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