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是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存在。在他的身上,先天优良的创作禀赋和扎实深厚的教育背景同时具备;彼时南京,现时香港的双城生活经历以及江南文人家族渊源共同熔铸于他的生命历程,影响着其观照事物的格局并广泛投射于创作中,令其作品带有混杂丰富的“葛亮味”而为文坛瞩目,葛亮生命个体的独特经验与创作成果之间的牵系也已成为特有的文学现象获得文坛的持续关注。他以自我生存感知作为书写资源,围绕“城市、历史、人性”三个部分开启由表及里的创作探索,将思考倾注进人和城生存发展的讲述之中。在创作中,葛亮将历史沉疴、当代生存冲突质素作为生命存在的背景和舞台,始终挖掘着不同时空内生命存在行进的暗角死结,管窥芸芸众生无所不在的生命悲情和生存残酷,在历史与当下的日常生存节律中抽离出内蕴的生存困境,基于自我生存经验,展示出独特的生存关切和对于生存现实的拷问和思考,也凸显出葛亮自成一脉的生存认知。“生存”集“动物性”与“超越性”为一体的建构性内涵,使以此为基的生存困境囊括生存矛盾冲突未竟的同时,也处于永续建构的状态之中。根据当代生存的内容彰显,葛亮小说中的生存困境可被分为历史“无理性”的残酷盘剥、边缘群体的生存挣扎、男女两性的情感困苦与都市生存的精神失序四部分。历史时代与现代生活秩序的时空内,血腥与暴力的战争杀戮与人性变异,底层民众的当代生存困窘,男女两性的情爱纠葛,都市人群的精神面貌与心灵真实,生命个体与群体乃至城市的命运遭际,在多种关涉物质、精神、自然、社会、历史生存维度的缠绕纠结中,展现出生存困境的长卷。葛亮抱持生存困境书写的缘由值得研究。葛亮作为“独一代”,在历史经历、城市经验、社会关系方面具备特殊心理体验。作为学院派知识分子,则承袭了历史反思、人文关怀、社会批判等意识,其中无不渗透着知识分子本身具备的良知意识。而葛亮长期于香港的“岛城”生活经历也给予其一种封闭、阴郁的地理感知,投射在生存困境的书写中,显现为文本形态的孤立、困境空间内部营构的逼仄与促狭以及困境氛围的阴郁特征。此外,作家笃信的宿命观中的“命运推手”思想与浸淫至深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张扬的“反叛”思想二者融合,都影响了其生存困境的书写风貌。葛亮小说生存困境书写的意蕴丰富。在他的小说中,生存者各自生存场域内的生存遭际,体现出生存时间的鲜明对立,“旧年”与“新时”的并立结构不仅展示了“传统”与“现代”两种生存时代的场域营构、生存状态显现以及包容性比对,也传递出葛亮对“传统”与“现代”的建构与反思意图。当触及生存困境的缘由反思时,生存者群体性“弱者自弱”与女性群像相对男性群像的“强势”面貌不仅显现出葛亮对“国民性”的审视批判,背后也映射出葛亮的弱势文化书写心态。同时,葛亮对生存秩序的宿命表达、无常表达以及困境源于他者的牵系表达与生存者精神异化的荒谬坦露则共同彰显了葛亮对日常生存本质的悲观认知。而谈及生存困境的描摹,葛亮结合自我的审美经验,书写中显现出的“疏离姿态”、动物谛视以及“视觉化”的叙事表达又令其生存困境书写可被视作一种基于“空间内容物”的堆叠呈现,人的生存困境由此跃入审美范畴。在勾勒生存现场、阐发生存反思的同时注重困境美学的缔造,葛亮的生存困境书写因而获得独树一帜的风格色彩,之于作家个体、“70后”同代际作家队伍乃至当代文坛写作多有深意和新质生成。此外,葛亮的书写也存在生存悲观、生存范围单一等局限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