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致礼教授在其文章《翻译与叛逆》中指出，翻译是一件极其复杂艰难的工作，译者不仅需要跨越时间空间的限制，同时还必须尽力消除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无论译者如何绞尽脑汁，都无法译出绝对忠实于原文的译文。不忠实的译作随处可见，即使在那些所谓的“忠实”译文中，叛逆现象也比比皆是。本文作者对这一现象颇感兴趣，故而在孙教授研究的基础上，大胆针对这一现象进行探讨。全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首先引出叛逆的概念。作者指出，一方面，“绝对忠实”地再现原文一直是中西方传统翻译理论共同关注的话题，也是翻译家孜孜以求的目标。但另一方面，人们又不得不承认，“绝对忠实”是不可能的，并由此引出意大利的一句名言：翻译即叛逆。 在第二章，作者简单回顾了有关翻译中的叛逆现象的研究现状，接着给出“叛逆”的定义，并将叛逆现象归纳为两大类：无意叛逆和有意叛逆，又将有意叛逆分为三小类：无奈叛逆、恶意叛逆和善意叛逆。 第三章详细阐述了叛逆产生的原因。作者将原因归纳为两大类：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外部原因主要包括语言差异、文化差异、权威因素的影响、作者和作品本身的原因。内部原因主要是指译者本身的原因。 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语言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可译性，使叛逆行为不可避免地发生。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的积淀赋予了语言独一无二的潜在内涵与暗示，这些“言外之意”一般很难为其他文化的人所把握。语言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一个人一旦掌握了一门语言，该语言便对他的思维世界与世界观起着一种支配、主导作用，使他处处受到该语言的制约。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土壤，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因此语言的翻译不仅是语符表层指称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移植。由于历史发展、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不同，各个民族形成了不同的语言、知识、信仰、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即不同的文化。而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对同一事物或同一理念的不同理解和解释，从而给翻译设置重重障碍和困难，造成叛逆现象的产生。 在翻译过程中，语言、文化对译者造成影响，使其无法完全将原文“复制”到译语中。除此之外，当时的诗学观、政治意识形态和赞助人也是影响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外，作品本身的“空白”和“含糊”客观上为叛逆现象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随着作者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个性注入自己的作品，作品的语言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费解，译者作为一读者，只能从自己的经历，理解去解读作品，在翻译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理解上的偏差，从而造成对原文的叛逆。 译者自身是造成叛逆的重要因素。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策动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几个方面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先，译者个人的学识和素养是影响翻译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译者的认知图示、价值标准、思维方式、情感、意志等都会介入到译者解读文本的过程中，使译本不可避免地带有译者的主观色彩;最后，译者的目的、功能、审美观点也是导致叛逆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最后一章探讨了研究翻译中的叛逆现象的意义。首先，研究叛逆产生的原因可以使我们正确地对待翻译中的叛逆现象，对于不同的叛逆要区别对待。研究叛逆的原因还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翻译的本质，给翻译批评、翻译史带来新的视野、新的眼光，带来观念和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提高译者的社会地位，确立合理的多元化的翻译标准，有利于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翻译策略多样化、多元化局面。 然而，任何叛逆都是有限度、有条件的，不能走向极端。承认“叛逆”合理性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叛逆”是一把双刃剑，使用不当，也会伤害翻译事业。总之，对“叛逆”应有一个全面合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