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发展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的服务化。世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总趋势是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并逐渐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展。在产业互动的过程中,政府和市场中的各行为者受到结构性因素和产业特性因素两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结构性因素包括政府的集权化特点、政府-市场之间的政策网络特点和对外开放因素,起着更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与之相应的,我国的体制转型主要是基于政府职能转变(主要是财政分权改革和政府规模),市场化改革、非国有化改革,对外开放等几个方面。地方政府具有独立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模式,其努力程度在该地区体制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主动谋取潜在体制净收益。就整体而言,省级政府在体制变迁中的作用要比地级市和县更加突出,可以认为是体制变迁的主角。本文研究了我国的体制因素作用于产业互动的机制问题,试图揭示各地区体制的改革进程对于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影响。作为研究的铺垫,本文对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作了详尽回顾,并探讨了已有研究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本文进一步研讨了造成市一级产业互动程度差异的深层次的省级体制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收集了更为翔实的面板数据集,并构建了一系列指标,尝试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作出一些改进。从国家、省级和省级体制对于市级的影响三个层面上,利用不同的数据和模型进行计量回归。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导论部分。概述本文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从多个角度梳理这一领域的相关文献,并介绍文章的结构和思路。第二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先对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业互动发展现状及体制改革进程进行简单描述。再从理论角度出发,建立体制因素影响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发展的理论框架。第三章为实证研究。利用我国省市的经验数据,以实证方法分别检验在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体制因素对于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关系的作用,以及省层面的体制因素对市层面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发展的影响。第四章是本文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将根据具体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以省级政府为“第一行动集团”,以市场化改革、产权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政府治理为主线的中间扩散性体制变迁,对中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互动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在市级层面上,服务业对于制造业的推动作用,与该城市所属省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空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和极其重要的调节作用。也就是说,不同省份的体制变迁程度会直接影响到所辖市的制造业发展水平,各个城市不均衡的制造业发展水平有可能是由该省的体制变迁进程引起的。各级政府可以利用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作用程度,来间接影响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产权体制改革在国家和省级层面上对于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产业互动作用很明显,但在省级影响市级的层面上却呈现出负向的反作用。这一方面说明产权体制改革在我国产业互动发展过程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了在经济转型时期其在体制变迁中的核心和主旋律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产权体制改革还有待深化,在市级和县级等低一级行政层面的推行力度还有待加强。对外开放因素在各个层面上都显现出重要的正面效应。虽然对外开放政策给我国的产业互动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危机,但危机与挑战并存,对外开放总体来说为我国的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刺激了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发展。包括财政分权改革和政府规模改革在内的政府集权化特点对于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互动发展作用并不清晰,可能在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发展中起到了“双刃剑”的双重作用。